美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家阿倫特曾深刻地洞見到這一倫理悖論。20世紀60年代初，她以雜志特約記者的身份報道對一名納粹戰犯的審判。她發現，這個罪犯是如此的平庸無奇，完全不同于人們想象之中的惡魔形象。這個第三帝國保安總部的科長，忠實地執行了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計劃。與其說他是個十惡不赦的魔頭，不如說是一個在辦公室盡職的官員。但正是這些“平庸的惡”導致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當職責被體制部分地卸解掉，我們是否就無法追究政府官員個人的錯失了呢？當然不是。加強輿論監督，完善任用制度也許不失為治標之法，但權力的相互制衡才是實現各負其責的根本。當權力無所顧忌，它盡可以操弄推卸責任的把戲。這并非掌權者的主觀故意，而是出于權力的本性。權力從來不會愿意將自己束縛起來。

事情的另一方面，更容易為我們所忽視。當體系內的個體職責被攤薄的同時，身處體系之外的個體，在面對強勢權力時，其本應承擔的責任卻面臨被擴大的危險。法律，本是防御此類危險的最后屏障，一旦失守，則濫刑成為必然。權力的邏輯是“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對于一個龐大的體系來說，殺死一只有害無益的知更鳥，如同碾死螻蟻一樣輕而易舉；但對于一個良性發展的社會來說，哪怕是最小的無辜傷害，都是應該避免的不必要的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