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最后一天，我看到的最后一條新聞是“中國煤炭第一股”潞安環能去年瞞報四起礦難，2010年1月3日，第一天上班看到的是湖南郴州通報51名官員違規入股、官煤勾結案。時間鏈上銜接如此之緊的兩樁“慘案”，恰巧是位于官商利益鏈上因和果的兩端。

郴州官股案涉及煤炭局、環保局、建設局、公安局等重要監管部門 ，是該市煤礦“散、亂、差”和安全事故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2005年9月22日是國家公職人員自動從煤礦撤資退股的最后期限，這只是意味著“靠山吃山”不能再是顯規則，但潛規則照樣讓“大限”成“無限”。

表面上看是權力捕獲了礦藏，但政治經濟學的“捕獲理論”告訴我們，利益集團的坐大卻可以最終捕獲官員、捕獲權力。

王進在《山西煤老板》中記述，老板不愿出三萬元更新一根纜繩，最后因為纜繩斷裂，十幾條鮮活的生命魂歸黃泉。前來采訪的電視臺記者感慨地說：這個礦主出百萬包二奶，出千萬勾結官員，竟然舍不得出三萬塊為礦工們買一條安全帶。

被稱為“京城四大傻”之首的煤老板其實不傻，讓官員們參股分紅，便和礦主結成一個利益共同體。作為交換，官員利用手中職權，為之提供便利和保護。這就是他們為什么“五毒俱全”卻可以“六證齊全”。

這樣一個風險和暴利并生的危途，讓臨汾市委書記的官帽成為燙手山芋，長時間無人應征，也讓橫山官員在官煤勾結暴露時發出雷語，指責記者管得太多。為遏制礦難，政府設置了重重關卡，客觀上也為官員制造了大量的尋租機會。為打通關卡，礦主必須和官員結盟。對官員而言，只要不出事，做幾年換個地方即可終生受用。

這樣的利益鏈條形成獨特的地方生態，不會因為某一位官員的去職而中斷，更不會因為一個新官員的任職而改變。官員監管權力很大，其實可以作為的空間卻很小。這就是被捕獲者的悲哀，在煤礦安全生產等社會性管制領域，監管者與被監管者都處在利益共同體中，可能導致監管者被收買，致使社會性管制失靈。

捕獲官員的不是煤老板，而是盤根錯節的既定利益格局。在現有格局內想破局真的很難，倒是有一句名言很有啟發：真正的力量，來自于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