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民劉先生在地鐵站撿到一空錢包，怕失主找過來，誣賴自己拿走了錢包里的錢，便找來4個旁人作證，然后才敢撥打110報警。(1月4日《揚子晚報》)

有人戲謔地說，在當前社會，“路不拾遺”現象已蔚然成風，拾金無人敢昧。而劉先生的行為，無疑是為這個說法添了新的例證。

路不拾遺，向來是指民風淳樸，民心向善。但在今天，頻頻出現的“人們見失物避而遠之”現象，卻是變了味——人們對失物視而不見，或者撿到后自證清白，考慮更多的，是怕“被釣”，落入居心叵測者預設的陷阱，而不是出于道德自律。不久前江蘇淮安賣豆餅老太周翠蘭拾錢歸還，卻被誣“將錢據為己有”并遭起訴的事件，更被奉為教材，給不少人上了“防人之心不可無，亦不可低”的“警惕學課程”。

看到失物“躲猶不及”，原因卻非“人們潔身自好，道德素養提高”，這耐人尋味。與其歸咎于人心的慣常冷漠，或者道德撒嬌，倒不如說這緣于人們對“做好事”風險的本能規避。彭宇案引發輿論震蕩，許多人從中抽離出的梗概就是——做了好事反遭殃。在彭宇案的社會效應下，助人為樂、歸還失物的榮譽感，逐漸消解在人們警惕甚至狐疑的眼神里，“防備心”讓它貼上了“小心中計”、“謹防落入圈套”的標簽。人們擔心，如果自己撿起了錢包，結果是像雷鋒受人感激，抑或像彭宇被反釘一耙，實難料也。

信任流失的土壤，必定滋養出疑慮織成的花瓣。盡管彭宇案、梁麗案、周老太事件早已劃上句號，但它們帶來的心理震懾，卻無法消除。事件本身雖然微小，可被裹挾在社會學闡釋、文學解讀等中，就像涂抹上了數層“意義的奶油”，供人品味、把玩。而人們品嘗后的嘴中余味，就是所謂的“經驗教訓”“覆車之鑒”。

美國學者弗里德曼分析“陌生人社會”時，指出失去了“人情與血脈”聯系的人們，面對社會中來來往往的陌生人，會自然而然保持幾分“警惕”，這種警惕，又表現為疏離、冷漠。但無可質疑，剝離文本的渲染、解說，對于這種“人之本性”偏向產生了部分的價值導引，若動輒就上升到“整個社會的道德”高度，只會引發信任內耗的惡性循環。

一方面要努力彌合人際信任的裂痕，一方面社會話語不要過多借題發揮，而要起到更多“補牢”功能，這樣，變味的“路不拾遺”才會離我們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