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法條的犯罪主體是公權機關以及像銀行這樣的“準公權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郎勝在做立法解釋時明確表示:國家機關履職，或者公共服務機構在提供公共服務的時候，依法收取公民信息，所以必須承擔保密的義務。顯而易見，如果國家機關或公共服務機關為謀利而泄露公民信息，就會損害公權力的信譽，其危害遠大于“信息販子”。是故，此法條的意義在于嚴厲打擊公權侵害公民的信息安全。

然而，立法之初，就有專業人士指出了其中有不足，甚至可能產生“死循環”之尷尬。原因之一是，該法條規定公權機關只有“違反國家規定”，提供公民信息，才構成犯罪，然而，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尚在制訂當中。更嚴重的問題是，相關條例也幾乎沒有明文規定電信、教育等部門不得出賣公民的個人信息。比如2000年出臺的《電信條例》沒有一條明文規定，電信運營商不得出售用戶信息。

比這更可怕的是，這一法條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團在實踐中架空。比如去年央視3·15晚會曝光了中國移動山東省公司出售用戶個人信息，當時該法條已經生效，但司法機關從未追究這一“罪行”。

在此背景下，“信息販子”周建平成為“侵犯公民信息安全罪”第一罪人就有一點“冤”了。我們在對周的落網拍手稱快之前，至少該問問是誰向周出賣了領導的信息？這些人或者單位有沒有受到司法追究？是不是當領導人成為受害者時，這一法條才能真正“落地”？請注意，該罪的名稱是:侵犯“公民”信息安全罪。普通公民的個人信息比領導的更應得到保護。

希望司法機關追究侵犯公民信息安全的罪魁禍首。其實我們都很清楚是哪些人和單位在出賣我們的信息，我們期待公平執法。（作者系法律工作者）來源：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