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可質疑的是，中國移動作為一家企業，對淫穢、色情、暴力、恐怖等短信內容有沒有檢測的資質？中國移動的說法是配合公安部門，但配合在法律里該怎么定性呢，它所起的是一種怎樣的作用，并不清楚。這里，我們可以以假幣為例。假幣之禍害為人深惡痛絕，但我們也知道，只有中國人民銀行、公安機關以及經人民銀行授權的商業銀行業務機構，才具有沒收假幣的權力，商家或個人都不是假幣的確認機構，不具有假幣沒收權。短信業務自然屬于通訊公司的業務范圍，在技術操作上沒有任何問題，但資質從何而來，公安部門有無授權，這些需要作出明確的說明。

無論基于何種理由，我們可以認為，限制公民某種行為，暫停公民對一項權利實現方式的擁有，需有嚴肅規范的認定，需要有明確的授權，需要有充分的公開，懲罰處理須以明晰、陽光的方式作出，而不能或以私下授權，或以達成默契的方式作出。師出有名寓意行為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如果我們認可一家企業對公民權利的處罰行為，那么行為本身應是一種公開的有法律意義的授權行為，它被清楚界定，并嚴格使用。

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孫軍工12日透露，最高院即將出臺有關整治手機淫穢色情的司法解釋，這一司法解釋目前已在審議階段。這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它所顯示的道理其實就是這樣一條：對于體現某種正當性和正義性的行動，做到不隨意，不模糊，依法而行，規范有序，這是我們必須操持的一條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