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殺蟲劑門”爆發后，一些印度教團體，如“濕婆軍”、“世界印度教徒大會”利用輿論大肆渲染，對于可口可樂的殺蟲劑“超標”添油加醋，而對于其實所有食品、飲料都有類似問題則只字不提，甚至虛構各種繪聲繪色的“可樂害人”傳說，在這種狂熱氛圍驅使下，人們上街砸可樂瓶，甚至圍攻替可口可樂代言的板球、曲棍球明星和電影明星，斥責他們為“民族罪人”。

在肯德基落戶印度的早期，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更是傳得沸反盈天，如肯德基食物中有蒼蠅、肯德基炸雞塊所用的雞被“虐待”，一些班加羅爾農民在激進民族主義組織的唆使下，于1996年搗毀了當地的肯德基分店，而著名的“印度義理主義組織”國民自愿服務團，更連續多年專門選擇肯德基營業狀況最好的2月14日“情人節”，舉行游行，甚至干脆打碎肯德基和其它“非印度餐廳”的窗戶。

很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可口可樂和肯德基只能選擇忍痛“止損”，可口可樂曾就此總結道，十幾億人口，幾百萬平方公里土地，這些看似誘人的市場前景，倘若沒有完善的市場機制和適宜的市場氛圍，最終只能是一錢不值。

隨著印度“西化”的中產階級崛起，可口可樂和肯德基重返印度，但它們只能在“精英的印度”獲得一席之地，而近10億印度貧民對這些國際品牌而言，其實仍然相距遙遠。(作者系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