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在調查時發現，現今許多流動人口已經不再頻繁流動，北京、上海、廣州等一些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社會資源，形成對流動人口吸引的“盆地效應”。超量的外來人口使這些城市土地、環境、水資源難以承受，社會穩定壓力極大。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惟英認為，“通過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規模，非常必要。”（1月26日《經濟觀察報》）

幾年前，張惟英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了“人口準入制”的建議，引來輿論的一片嘩然和詬病。幾年的時間過去了，張惟英還秉承自己一貫的觀點，只不過她的表述委婉了許多，將“準入”換成了“政策控制”。我已經不想再從法律和道德的層面對張惟英的建議進行批判，現在的問題是，為什么這樣不合理的建議歷時數年還有市場？其背后其實有著深刻的社會現實背景作為支撐。

一個城市的人口容納量總是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超過這一限度，城市的不堪重負除了會制造不穩定因素外，也會影響到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不管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比如說城市的擁堵就會給所有人的生活帶來不便。 為什么在這種情況下，還有那么多的外地人愿意定居在大城市，而不去享受小城市的舒服與便利？究其根源，說明大城市中一定有更多讓小城市望塵莫及的地方，而這些因素很多時候，對于一個人的選擇起著決定作用。對于很多人來說，大城市意味著良好的公共服務，無限可能的機會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圍，而這些恰恰契合了現代人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對生活的遐想和要求。因此，我們會看到不少大學生“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西部一間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