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的是現在：要按照當地政府的決策，把這座耗資不菲的學校搬遷，那么，造成的浪費勢必讓納稅人心痛；但是，如果順應網民呼吁，寧可保留學校而不建中央商務區，這樣做雖然頗顯政府重視教育的決心和順應民意的姿態，但如果此地更適合建設中央商務區，則此一決策也可謂“得不償失”，挽回了1500萬元的損失卻導致更長遠的經濟發展布局受挫，也就會失去更多的1500萬元，失去更多可以用來辦學興教的資金。總之，搬遷不搬遷可謂已經“兩難”，無論作何選擇，都需要公共財政付出更大的代價。

現實生活中，類似這種剛拆了建、剛建了又拆的現象并不罕見。從根本上來講，它拷問的并不只是政府重視不重視教育，不只是哪個部門哪個官員的決策是否民主科學，而是由于目前的公共事務決策機制存在的欠缺和紊亂，已經嚴重制約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決策能力和水平，使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特別是往往要以民意的巨大反彈為代價，而不是像經由嚴格民主科學程序的決策那樣可使民意得到有效疏導。

就此事而言，爭議的焦點雖然是學校是否該保留，而解決問題的關鍵則是有關各方如何從中吸取深刻的教訓，切實深入推進公共事務管理決策的改革，打造真正的法治型、服務型政府，全面提高地方政府的科學民主決策水平。如果有關各方能夠把這座“史上最短命學校”當成是一個“最后的教訓”，全面推動公共事務管理決策的改革，那么，1500萬元的代價雖然有點昂貴，也不算是完全打了水漂。否則，無論是保留學校還是修建中央商務區，都將不過是另一個公共建設領域“史上最短命”游戲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