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海南盛產房市奇跡，溫州盛產的就是網事奇跡。對于溫州人而言，網事并不如煙。從2008年10月開始，“楊秀珠案件”、“楊湘洪事件”、“安置門丑聞”、“戴包包事件”，這接二連三的網絡公案將溫州官場攪得天翻地覆、“官”不聊生。當我看到溫州瑞安市的蔣珍明書記卷入了一起“開房門”時，第一反應就是:“溫州深喉”又出山了！

蔣珍明書記的“開房門”留下了許多謎，不管“開房門”的結局如何，它都將成為又一例網絡反腐的戰利品。事實上，作為網絡反腐個案它正在被無數的評論人評說、追問。正值“網絡反腐”被首次寫入中紀委全會公報，一時間，對網絡反腐的樂觀情緒彌漫著網絡。

然而回到反腐敗的現實中來，我們仍然不得不面對制度的窘迫: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兒有一個“新的臺階”。民主與法治寫入憲法久矣，今天不也仍在“建設”之中嗎？“網絡反腐”同樣可能在被層層轉發的文件抬上神壇的同時，又被人為地虛置。顯然，沒有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網民就很難發現官員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沒有明細的財政預算公開和敢于對政府財政預算較真甚至說不的人大代表，公眾同樣很難發現官員的公款私用。按常識推斷，普通人不大可能接觸到某位書記的住宿發票，正如普通人也很難知悉某位官員外逃的詳細內幕一樣。溫州的諸多網絡反腐個案表明，“網友爆”的最大功臣，多來自官員內部。換言之，網絡反腐的主動權其實牢牢操持在官員手中，他們的利劍指向之處，總有民意洶涌，那只不過是因為他們需要這些滔滔民意來倒逼官場利益的重組。圍觀的網民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