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華遠地產的投資者，在此次所謂高管高薪之謎曝光之后，完全可以依法追問如下事項：華遠地產公司高管薪酬究竟是依據什么標準來確定，為何實際開支與名義開支差距巨大？財務賬目上的700多萬元收入與任志強自稱的70萬收入，差額約達630萬元，該筆資金的實際去向究竟是哪里？是誰通過什么財務形式來挪用任志強名下的這筆資金？相關的財務管理規范程序為何會虛置？事實上，上市公司財務數據絕不是可以兒戲的對象，若誠如任志強所言，“天價薪酬”只不過是一個賬目數字，那么這絕不意味著僅僅是任志強對個人收入高低的澄清。更重要之處在于，這一事件表明“上市公司”華遠集團的財務報表存在嚴重造假問題，涉嫌違反了《證券法》、《公司法》、《會計法》、《注冊會計師法》等一系列法規，司法及行政監管部門理應以任志強的個人澄清為契機，全面介入華遠公司并徹查到底，以此保證公眾的基本投資利益。

作為風口浪尖的關鍵人物，任志強面對外界的質疑也顯得“滿腹委屈”。他強調，“名義工資與實際工資是兩回事，國資委讓拿多少我才能拿多少。”這說明，任志強未能完整地享受774.3萬元天價年薪，因為他是國有企業的高管，因此需要受到國有企業高管薪酬框架的規制。表面看來，國有企業高管薪酬似乎是偏低的，但其實質卻并不盡然。一方面，國有企業在運作中往往會享受到行政力量的呵護，高管能夠借力提升公司績效。以房地產業為例，雖然該行業并未針對民營企業設立準入門檻，屬于競爭性行業，但國有企業卻具有明顯的政策體制優勢。尤其是2008年底中央提出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以來，商業銀行信貸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向國有企業，而原有民營房地產企業則相形遜色很多。另一方面，除了名義上的工資收入外，國企高管還享受著市場企業所沒有的制度優勢，比如行政官員的級別待遇、堪比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的職務穩定性等等。顯然，這些“體制紅利”是難以用金錢來衡量的。基于政策賦予的企業效益和隱形回報考慮，即便任志強實際收入果真僅拿到名義薪金的1/10，也只能說明符合國企高管的薪酬特征，而無需為此懷有“無奈”情結。

所以，在目前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框架下，主管部門無論如何絞盡腦汁試圖擬議一個“科學”的薪酬標準，都將難以逃脫爭議。房地產業尚且如此，更遑論石油石化等壟斷行業。因為在這些國有企業的經營所得中，著實難以區分市場化運作和行政壟斷所做的貢獻比例。

可見，從長期看要想化解任志強的“薪酬之惑”，仍有待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來解答。而在當下，則需要司法監管部門盡快就該公司的財務造假嫌疑拿出個權威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