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談到鄉村淪陷的沉重話題，人們的觀察視角多停留在文化或者經濟的范疇。事實上，最為根本的應該是權利領域。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本身就體現為不同社會群體的權利嚴重失衡。日前，進入新世紀以來指導“三農”工作的第7個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在保持政策連續性、穩定性的基礎上，一系列含金量高的惠農新政面世。但是，“邳州現象”告訴我們，一些惠農政策落到基層，既有可能變味，也有可能被截留，否則不會出現一面加大惠農政策，一面是一些鄉村在淪陷。

權利匱乏，往往伴隨著權力膨脹。在這個前提下，很難說服權力去還權于民，有效路徑是向法律尋求公平與正義。在通篇的邳州報道中，很難數清到底有多少宗耕地征收違反了《土地管理法》，單單一些做法已經讓人瞠目結舌，譬如每隔兩年就修改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將基本農田改為耕地、耕地改為荒地；將基本農田和耕地拉上圍墻填上建筑垃圾，造成土地已是建設用地的假象；在建設工地上鋪稻草和玉米稈，欺騙國土部遙感衛星……

某種程度上說，公民權利最慘重的淪陷，往往緣于政府部門的違法。遙望那些已無炊煙的鄉村，不僅僅為了山水田園，更為了不可突破的耕地紅線，法律應該給予回應，應該有大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