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他因為沒有戴保安帽、蹺腿卷褲管，遭到民警的督導盤查，他拿不出上崗證，被民警帶往派出所時，他覺得自己被“像重刑犯一樣示眾了20來分鐘”。蓮花山派出所負責人表示，督導保安是民警的職責所在，但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注意方式方法。（2月3日《南方都市報》）

這位涉事民警為自身的暴力行為辯解說，民警在執勤時，遇到對方不配合，就會采取暴力手段，和諧的方法只針對普通市民。可這個“不配合”應該如何界定和由誰界定，這位“武警官”卻并沒有說明——按他的理解，大概配不配合是由他說了算吧。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警察法》對于警察暴力的合法使用有嚴格的限制，只有在極少數的場合里，警察采取暴力手段才是合法的，其中根本沒有這位“武警官”所說的那種條款。

就這次事件來看，自始至終，遭受“武警官”暴力對待的文先生都沒有反抗，也沒有用言語激怒他，只是蹺著腳坐在石凳上和同事聊天。在“武警官”讓他出示上崗證時，他也做了必要的解釋，并表示愿意出示身份證。然而，僅僅因為反應遲了半拍，就被“武警官”扣上了一個“不配合”的帽子，掐著后脖，反剪雙手給捆到了派出所，保安制服上的紐扣幾乎全部脫落，肩章、胸標被扯壞，皮帶也斷了一截。盡管民警對保安負有檢查督導的職責，但并不表示民警可以隨意對保安任意實施暴力。因此，“武警官”所謂的“和諧的方法只針對普通市民”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何況，每位公民除了有自己的職業身份之外，都是“普通市民”，如果能用某人的職業身份否定其“普通市民”，從而使任意加之于其上的暴力合理化和合法化，那么，在專橫的警察暴力面前，恐怕任何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權利都將得不到任何保障。遺憾的是，針對這種明顯的濫用警察暴力的侵權——甚至違法——行為，福田公安分局相關負責人卻置社會公正、法律的神圣性和政府的公信力于不顧，含糊其詞，推卸責任，袒護涉事民警，實在是讓公民寒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