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師的心情我們可以理解，但對于他們的作法卻實在不敢恭維。任何職業，尤其是那些對技術或知識的要求比較高的職業，必須設定相應的準入門檻，否則，該職業的從業水準和職業道德就沒法維持，真正受害人的將是廣大的公眾。就教師這一行業來說，如果準入門檻太低，或缺乏優勝劣汰的機制，則無異于押上了整個國家或民族的未來。教育是一件事關全體公民的公共利益的大事，如果讓部分素質較差的人混入了教師隊伍，或者為了滿足少數群體的利益訴求而毫無原則地降低準入的門檻，對受益的那少部分人來說，無疑是“公正”的，可對于大多數公民而言，卻是最大的不公正。

撇開“約談”還是“軟禁”的爭議且不談，此次事件的焦點其實就在于是否應該設置代課老師的準入門檻，應該怎樣設置這個門檻，以及現行準入門檻的設置是否合理的問題。如上述，設置并堅守代課老師的準入門檻是絕對必要的。如果三位老師對現行的準入門檻的設置有什么不滿，或覺得在某些地方有必要進行改進，完全可以通過正式的和合法的渠道向相關部門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設性意見，我相信這些部門未必不會考慮他們的意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