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認為，奢侈品消費者是“特權階層”，這也許只是作者謝里丹個人的感性認識，但在實際當中，卻能找得到大量佐證。比如，某國際知名品牌中國旗艦店的管理者就曾對媒體表示，在它們的VIP客戶中，煤老板、房地產商人、富豪的家眷以及富二代是絕對的奢侈品消費主力軍。

與此同時，抽天價煙的原南京市江寧區房產管理局局長周久耕、收藏200余雙名牌皮鞋的原重慶市沙坪壩區征地辦公室干部丁萌、擁有十幾本房產證和幾十只單價上萬的名牌LV包的原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戴國森等數不盡的“鮮活事例”，則豐富著我們對這些數字背后的想象。

其實，民眾對那些通過打拼先富起來的人的正常奢侈消費，并不苛責。本來，豐儉由人，富人本身就有自主消費自主選擇的權利。那些通過灰色手段、乃至“黑色”手段暴富起來的人以及那些攀附權力、依靠權力腐敗(如前面提到的二奶情人消費等)一擲萬金的奢華消費，才是民眾反感、厭惡的對象。

辛苦掙來的血汗錢，即便再多，大把大把地揮灑也會心疼；而那些“來得容易”的錢，動輒一擲萬金才會那樣“瀟灑”。奢侈品本身無罪，因富有而適當高消費的行為也無可厚非，但是靠什么富有、拿誰的錢高消費，卻能撩撥每個人的神經。不患寡、患不均，不仇富、但仇腐。這也許才是人們之所以持續關注奢侈品消費，以及不齒這種高消費行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