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表達，在2010年的綱要制訂中，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識？客觀上說，在1993年版綱要頒布后，我國教育立法進程加快，1995年出臺《教育法》、1998年出臺《高等教育法》、2002年出臺《民辦教育促進法》，這些法律法規，明確了學校辦學的主體地位、明確了學校辦學的自主權，也基本理順了政府和學校的辦學關系。可是，“落實”成為一個大問題。溫總理在前不久圍繞教改制訂而舉行的五次座談會上，就談到落實和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對比1993版綱要中的話——“政府要轉變職能，由對學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轉變為運用立法、撥款、規劃、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進行宏觀管理。”再看現實中的教育部直屬高校的辦學，我們會無奈地發現，大家所建議的，是17年前，我國教改綱要中早就明示的。

除了辦學體制，在過去10多年間，每年兩會都會提到的一個話題是，教育投入不足。這個話題的依據也是1993年版的教改綱要，綱要稱，“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可是，直到2008年，該比例僅為3.48%。

教改從根本上說，是利益的重新調整過程。1993年版教改中，描述了辦學體制的藍圖，但沒有建立約束機制，這一問題，還延續到了《高等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的立法之中，我國《高等教育法》明確了大學自主辦學的7項權利，但這部法律卻沒有“法律責任”一章，也就是說，政府部門干涉大學的辦學自主權，學校找不到地方討說法。

溫總理在近期的座談會提到這次教改的四方面內容——教育體制改革、落實和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努力促進教育公平、大力倡導教育家辦學，都牽涉到既得利益，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門的利益的調整。可以說，教育行政部門放權（放辦學權、評價權、監督權）是這次教改的核心所在。假使在這新一輪教改中，沒有吸取1993年版教改的經驗、教訓，還是讓教育行政部門作為改革的主導力量，不把改革主導權交給學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沒有體現、保障學校自主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權益的機制，有可能“再好”的思路和方案，都只是空談。（作者系21世紀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