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也成了“同案不同判”的重要因素。記者隨機查看北京法院網公布的60份輕微刑事判決書后發現30名京籍被告人中27人獲緩刑，而30名外地籍僅有5人獲緩刑。從事多年刑事審判的陳法官稱“一般不會判外地籍被告人緩刑”，他將此歸咎于現行制度的滯后，因為外地籍緩刑犯多數處于脫管狀態。(2月20日《北京青年報》 )

當是否有當地戶籍都成了“同案不同判”的重要因素時，該受到指責的恐怕不僅是戶籍制度，還有現行的緩刑制度。相比惡意的審判不公，因戶籍問題造成的“同案不同判”更令人擔憂。

從陳法官的介紹來看，顯然“不判外地籍被告人緩刑”已成了公開的潛規則，即便外地籍被告人符合緩刑條件，法官通常也會判其實刑。這固然與“被判緩刑被告人再次犯罪，法官個人也會被追究責任”的考評機制有關，但根本原因還是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權過大。

緩刑制度存在的問題又何止“戶籍歧視”這一種，身份歧視、地域歧視的情況同樣存在。2003年至2005年，全國共有33519名職務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緩刑，職務犯罪案件的年均緩刑率為51.5%，明顯高于公安機關偵查案件19.74% 的年均緩刑率。顯然，“看人判案”的問題并非北京法院所獨有，已成了全國法院的通病。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就在于刑法規定的量刑標準不夠明確，量刑尺度完全掌握在法官手中。法官量刑時的自由裁量權過大，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權力尋租和戶籍歧視、身份歧視等現象。這樣作出的判決不僅難以起到應有的懲治和警示作用，反而破壞了司法公正，損害了法律的尊嚴。統一量刑尺度，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避免“同案不同判”，是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這不僅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及時出臺司法解釋加以明確，必要時還應該由全國人大通過修改刑法來實現。

不合理的法官考評機制也應該加以修改。只要法官是嚴格依據法律作出的判決，判決時被告人符合刑法規定的緩刑條件，即便被告人被判緩刑后再次犯罪，也不能追究法官的責任。否則，法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肯定不會愿意多判緩刑。至于緩刑罪犯的監管，完全可以由其戶籍所在地或被捕前常住地公安機關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根據其判刑后的經常居住地確定。緩刑罪犯的監管本來就不是法院的事，當然更不能據此追究法官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