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國由于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和廉價的勞動力，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農村地區大量剩余勞動力走向發達地區，“農民工”占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建筑行業占80%。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使我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與此同時，中國也形成了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

當前我國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現“三低現象”:一是勞動收入在GNI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二是勞動者報酬增長持續慢于經濟增長，其占GDP比重不斷下降，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出現下降趨勢；三是勞動要素在企業內部分配中的比重低。從1998年到2008年十年間，我國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國民財富分配不公。必須指出的是勞動者報酬，除了由供求關系導致的低成本外，也存在著體制和政策上人為壓低勞動力成本的因素。

從長期看，一方面，低勞動力成本嚴重制約了我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另一方面，勞動者所得太低必然導致整個社會收入結構不合理，進而導致市場和生產結構的不合理，使社會生產資源得不到合理有效配置。再一方面，過低的收入水平導致內需不足，影響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我們必須正視勞動力價格的現狀，實現從粗放式勞動力價格優勢向集約式技術優勢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