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我國農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變遷歷程，由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管制”取向，到20世紀90年代的“差別對待”，再到2000年以后的“兩為主” 原則——解決流動人口子女義務教育問題“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公辦學校接納為主”，教育平等理念逐漸深入人心。

不過，“兩為主”的背后也存在一個相悖的現象。“以公辦學校接納為主”意味著公辦學校的投入加大，“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意味著將農民工流出地政府的義務教育責任轉嫁到了流入地政府身上。如此一來，流入地政府的義務教育經費大幅增加，何況流入地往往是經濟發達地區，無法得到中央財政補償。相反，流出地政府不僅豁免了對流出兒童的義務教育責任，還會因為是農村地區或欠發達地區而得到中央財政的經費補償。如此雙重差異，流入地政府自然會覺得“不劃算”，由此傳導至公立學校，接納農民工隨遷子女的積極性也就不高，要么設置門檻，要么抬高收費。

這么說并非否定“兩為主”原則的合理性，只是說，作為一項確保教育平等的基本政策，它還需要建立和完善相應的利益平衡機制。比如，曾被多次提出的“教育券”制度，就不失為一種選擇。簡單來說，“教育券”制度即把用于教育的公共經費以教育券的方式直接發給學生或家長，錢隨人走，不管在哪里入學，學生均可自由選擇學校并用教育券支付費用，然后由學校向政府兌取經費。這樣，既可以避免流入地和流出地間的利益失衡，還可以增加學校的競爭意識。

制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旨在優化教育政策，促進教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所以，不妨多做些諸如“教育券”之類的政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