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無疑就是局長日記揭示的根本所在——政治原則和具體政治行為的隔裂化，官員準則和官員實際行為狀態的兩面性。典章制度、條文準則中，官員的這些灰色行為必不被允許，有此行為的官員從原則上而言是有問題的，而在日常的狀態中，有這些表現的官員并不會被認為存在很大的問題，升遷過程可能由此受礙，卻也不必因此擔心牢獄之災或者政治生命的終結。而一旦一名官員的這些問題被具體化，就像局長日記的作者韓峰，官員在政治生命和道德評判上立即就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有一些政治比較清潔的國家，官員和這些灰色行為，無論在原則還是現實判斷中，都會是很大問題。一名官員的此類行為一經發現，基本表示著其政治信譽的破產和政治生命的終止。如果整個官場生態都讓公眾得出這樣的印象，則政府的整體公信力和合法性就會面臨質疑。我們的問題在于，原則和價值上看似與國際并無二致，實際運行和判斷上則尚存距離。

我們認為，準則和現實的此種隔裂，用國情論、特色論甚至文化論都是解釋不通的，個別官員的此類行徑應該承擔政治代價，官場整體生態的清潔以及表里如一更加需要思量。如果韓峰日記中描繪的就是一般的“官場現形記”，如果臺面上高標而實際的官場生態已經濁濫如斯或者繼續惡化，付出政治代價的，肯定不止一兩名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