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正在進行，除了熱議中的總理報告外，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及高談闊論，也頗受媒體矚目。有些曾經廣受輿論關注的話題，如今又被非常“正式”地舊事重提，同樣引來新的議論。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檢察院檢察長蔡寧，就提出建議，他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取消現行法律中較為剛性的貪污受賄定罪量刑的標準（主要是貪污受賄5000元以上的可以構成犯罪的規定），代之以采用“數額較大”、“數額巨大”之類的模糊規定，以便讓各地司法機關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司法解釋的授權下靈活掌握和運用。（《法制日報》3月5日）

之所以要在立法上做這樣的“技術”處理，蔡寧代表認為主要是“13年來，社會經濟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增加，貪污受賄犯罪5000元的起刑點與現實生活狀況已明顯不符”，我國“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很不平衡，中東西部地區、城鄉之間、沿海內地等差別顯著，同種行為在不同地區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也會不同，全國執行一個追訴標準，未能體現區別對待的政策”。他主張給現行貪污受賄罪的定罪標準“提價”，建議數額在2萬元至5萬元以上的才定罪，各地可在這個幅度內，根據本地區情況確定各自標準。

其實，對涉及財產、財物的犯罪采用較具彈性的“數額較大”之類的規定，是我國立法的常態，確實與國家疆域遼闊、差別性大等“國情”因素有關。盜竊等罪主要危及財產權益，損害等值財物在經濟不均衡發展的各地，其實際危害確實不同。可需要思考的問題是:我們反腐敗乃至確立官員的貪腐標準，是否也需要因此去搞“地區差別”？這又必然涉及到，我國刑事法律當時為何對貪污受賄罪的財物數額堅持一個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