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鳳翔、武岡、龍巖到如今的湖南嘉禾縣的250名兒童，血鉛超標讓童年成噩夢。3月16日《新京報》報道，引發中毒事件的煉鉛企業騰達公司，曾被縣市兩級環保局幾度叫停，但仍繼續生產。

縣環保局長雷向東說，作為貧困縣，嘉禾急于發展經濟，一批從周邊省市淘汰的企業來到嘉禾，不作環評就開始上馬生產，“經濟落后了，好不容易來幾個企業，你就不好去管。”一味的指責地方政府貪財好利于事無補，說白了，這些國家貧困縣也是經濟發展方式中的“弱勢群體”，不招商，餓死，招商，被毒死，慢慢地毒死。兩相權衡，嘉禾選擇了后者。

于是，這一選擇的殘酷代價被最終轉移到了最弱勢的兒童身上。“空心奶粉”大頭娃，“三聚氰胺”結石嬰，層出不窮的癌癥村，以及嘉禾的血鉛孩子。生存的貧困伴隨著權利的貧困。本來是去廣州體檢，但是聚集的村民讓地方政府誤以為集結上訪。近百名警察，十臺警車圍追堵截，3人被以涉嫌聚眾擾亂交通罪拘捕。

媒體和公眾很容易把這一事件歸結為，地方政府有兩大罪狀。一是唯GDP主義，只求發展不顧人命；第二維穩主義，只求表面穩定不惜掩蓋矛盾。其實這樣的歸類，很容易落入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怪圈。

嘉禾政府不過是經濟發展環節中的一個中間環節，說的通俗點，就是個中介。嘉禾縣靠近廣東，一些企業在廣東被淘汰，便逐步向落后的嘉禾縣轉移。“本身沒有幾個企業，有了幾個企業都是非法的污染企業。”明知會禍害鄉土，但是附近的縣都搶得打破頭。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誰都會吆喝，但是對于饑渴的村民來說，有口臟水喝總比沒有好。生存的貧困帶來權利的滅失，這一切都在于經濟發展的路線圖走入了歧途。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公共富裕，這是改革的基本共識。工業反哺農業，先進地區反哺貧困地區，這些也都是擬定的路線，現實卻是，反哺的是淘汰的機器、落后的產能甚至有毒的垃圾。這就是血鉛兒童和貧困地區政府面臨的共同困境。

不能靠這些污染企業先富起來，落后地區也不能通過接手這些污染企業來追趕先富的地區，只有達成這樣的共識，才能拯救血鉛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