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視《焦點訪談》播出《不擇手段的公款出國游》稱:吉林省原煤炭工業局在2007年到2009年期間，曾組織多批干部公款出國旅游。據介紹，自2007年8月份以來，一共有9批51人公款出國旅游，其中袁玉清等人一趟出國旅游共花掉119萬元，喝酒喝到眼出血。

此類新聞聽著其實最沒勁，因為大家都心里明鏡似的，媒體的曝光往往就像是在大海里撒網一樣，只會激起一點點可憐的漣漪。

不涉及刑事法律責任，只涉及黨紀政績處分。煤炭工業局一干領導領受的最大處分就是“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對公款出國旅游大開方便之門的外辦主任、審批處處長等則只是予以“誡勉談話，并責令寫檢查”。試問，如此“嚴格懲處”，究竟是對公款出國旅游的問責呢，還是變相鼓勵呢？

公款出國旅游不是什么違反組織紀律的問題，而是典型的貪污腐敗和公權濫用行為，必須受到嚴格的法律追究。否則，再多的“三令五申”也僅僅只具有做給公眾看的“宣傳”效果而已。“對不起，納稅人同志，我公款出國旅游了，您警告我吧，我這就回家寫檢查。”——這不是官員“喝酒喝到眼出血”時的醉話，而是民怨眾多的、最為真實的公款出國旅游問責現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揮霍公款、尋租腐敗的官員，不具有任何法律責任豁免權，不能僅以黨紀政績處分了事。倘若官員“構成犯罪”的門檻高到動輒揮霍上百萬還不算，倘若官員的丑聞意識與責任意識已經蕩滌殆盡，那么，所謂“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其實只是一種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