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權力平衡,才有民間的和諧與安寧,權力獨大,受傷害的只會是最底層的老百姓。

《新京報》記者褚朝新近日發文稱,自2月28日到3月6日,湖南嘉禾縣縣委書記陳榮偉共給他發了15條短信,希望在投訴企業污染致兒童血鉛超標及多名村民被拘等問題的嘉禾農民與當地政府之間,搭建一個雙方商談的平臺。事情緣于2009年9月17日晚,53名村民欲包車去廣州體檢,獲得消息的當地政法委官員調派警力前往攔截,不服政府攔截的村民,堵路鳴冤,之后,廖永固等3名村民被刑拘。為了化解沖突,縣委書記向遠在千里之外的記者求助,希望他能夠成為調解者。為什么選擇外地記者,是否因為地方上的調解力量完全匱乏?

在傳統中國鄉村社會里,如果發生族群之間沖突、官民沖突,出來調解的人會是有影響力的鄉紳:德高望重的長輩、老人或私塾先生,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就是鄉民代表,而他們出面調解,許多問題都會得以解決。隨著社會治理結構的改變,民間鄉紳力量被逐步消解,現在在鄉村中有影響力的,可能是村支書,再往上一級就是鄉里的書記和鄉長了。也就是說,傳統民間社會的鄉紳力量缺乏,但村民自治組織也沒有真正成立起來,而由于認識的誤區,村民們又常常將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認為是政府的工作人員或半工作人員。從嘉禾縣人大網站公布的資料看,該縣共有人大代表191名,分為18個代表團,而縣政協委員與領導共有31名,已經是一個相當龐大可觀的參政議政組織,但從他們的網站上看,多是組織考察,或接待上級考察,遺憾的是,考察內容沒有一件是關于企業污染與兒童鉛中毒事件的。也就是說,人大政協本來應該是政府與百姓之間的一個公信機構,既有監督功能、問責權力,又有調解能力,但在當地重大事件上將自己虛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