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所有制剛產生的時候，集體所有經濟組織的成員是固定的，農民的權益可以量化到個人。當時的憲法對此項制度進行了確認，1954年憲法第八條規定:“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國家指導和幫助個體農民增加生產，并且鼓勵他們根據自愿的原則組織生產合作、供銷合作和信用合作”。但是在1982年的憲法中，已經沒有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了，所有的土地，不是屬于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土地的集體所有在征地制度上所引發的直接弊病就是導致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難以認定，進而影響了相關當事人的權利。

如何厘清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混沌狀態？有學者提出了股份制改造的思路，具體做法就是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將集體土地權利根據戶口、土地承包、勞動義務投入情況固化到人，避免土地權利邊界不斷波動帶來的矛盾。這個思路獲得了不少地方政府的贊同，如浙江省寧波市在“十一五”規劃中指出，要“通過社區股份合作制等方式，積極推進農村集體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對于這種改變，不少人心懷樂觀，認為“一旦股份制改造完成，‘外嫁女’案件就可以杜絕了，即便再出現，也不是一個分配問題，而是一個真正的‘居留權’問題”。不過，如何在股份合作制中將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具體到個人，寧波市的“十一五”規劃并沒有提出細致的方案。很多地方政府在進行“股份制改造”時，也回避了這個問題。

在筆者看來，股份制改造的前景不容樂觀。這是因為，股份制和集體所有制是兩種具有不同邏輯的制度。股份制的核心就是要明晰個人和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從而有利于內部治理和潛在的加入者；但集體所有制需要的正是一種內部穩定、個人與集體之間權利界分模糊的法律關系，在權益分配上無法量化到具體的個人。因此，試圖以股份制來改造集體所有制，無異于緣木求魚。只要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不能在權益分配方面具體量化到個人，農地征收補償的對象也就不可能得到明確而清晰的確認，“外嫁女”之類糾紛就不可能根本杜絕。

明晰的法律關系固然有助于所有者的權利保護，但股份制改造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私有化，它需要將財產明晰到每一個所有者，而且允許所有者之間對其所持股份進行轉讓。當下的政治制度能否接受股份制改造這種變化，還有很大的疑問。顯然，這已經不是僅憑法律技術所能夠解決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同時還要考慮到社會的可接受度。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