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高考發生的重慶狀元民族身份造假事件，引起全國輿論嘩然。近日，教育部發布今年高考招生工作規定，與往年辦法相比，特別添加了在報名提供材料時要簽訂誠信承諾書的內容。(3月29日《京華時報》)

身份造假、考前泄題、考試作弊，在高考“胡蘿卜加大棒”的作用下，違背公平正義的現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那么，讓考生在考前，白紙黑字、鄭重其事地簽訂一份“誠信承諾書”，是否就真的如同戴上一個“緊箍咒”，能把違規行為“扼殺”在萌芽狀態呢？結果似乎很難像預計得那樣理想。

誘引高考造假作弊的原因有很多種，無論是個體“獨立作案”還是群體的“團伙作案”，其原因不外乎兩種情況，一是利益驅動，比如正因有了民族加分、獎勵加分、特長加分等一系列特殊政策，才使得考生及其家長有了獲得由此帶來好處的沖動。因此有條件要利用條件，無條件可以創造條件，千方百計給孩子搞一個“特殊身份”，弄一本“榮譽證書”，以便在激烈的競爭中，掌握主動；二是升學率的政績考核，使得學校及教育部門追求好的考試結果作為最高追求。針對造假作弊，一些學校及相關工作人員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默許，為“踩紅線”的學生提供線索；或者動用公共資源，對外來監考老師進行“公關”，以便讓其在監考中能“有所照顧”；還有的學校，除了玩“好生差生交叉坐”，形成“結對子幫扶”外，還公然集體舞弊，組織大規模的替考，媒體先后報道的安徽碭山、甘肅天水、云南宣威等集體替考就是很好的證明。

如果不消除滋生高考造假和舞弊的土壤和利益誘因，一紙承諾就無以為用；如果考試誠信已經足夠完善，一紙承諾則純屬多余。讓學生簽承諾書，頗有點“對天賭咒發誓”的意味，它透露出主管部門在日益嚴重的高考違規現象面前的無奈，只得給自己裹上“我有所作為”的“遮羞布”。這種既不治標又不治本的做法，不過是對責任的推卸和對公眾的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