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權力為刀俎、權利為魚肉的“被”時代，“被精神病”的誕生只是遲早的事。追本溯源，彭寶泉、鄧復華兩人絕非第一批“被精神病”的受害者。

因對上訪者進行“圍觀拍照”，4月9日上午，湖北十堰市建設銀行職工彭寶泉、報告文學作家鄧復華被十堰市公安局抓獲，并送往當地精神病院。該院醫生經四個小時的診斷，認為彭屬于偏執性精神障礙，并正在發病期，醫院決定對其觀察治療。

最新進展出自十堰警方4月12日的通報。他們稱，彭寶泉、鄧復華并不只是圍觀拍照的群眾，而是這起上訪的“參與者”。事發前一天晚上，彭寶泉曾和上訪隊伍的主力人員一起吃飯，研究翌日上訪事項，鄧復華在上訪現場與酒店保安發生撕扯，因而將兩人帶走調查。

如何定性彭寶泉、鄧復華兩人的身份，其中大有深意存焉。圍觀拍照的性質屬于旁觀，正如你旁觀他者殺人越貨，不管你是興高采烈，還是默默無語，只要你不參與其間，你的旁觀行為并不會構成犯罪，至多受到道德譴責。但作為“參與者”則不同，何況是參與聚眾上訪、抗議這種群體性事件。就像備受爭議的聚眾淫亂罪，其要害不在“淫亂”，而在“聚眾”。要說淫亂之惡，南京那位馬堯海副教授，焉能比得上廣西那位煙草局長，以及與500多名女人發生過關系的安徽安慶某科長大人？

更深層次上，將彭寶泉、鄧復華定為上訪的“參與者”，混入上訪者的隊列，再將其送到精神病院，在今日中國正有其根深蒂固的傳統，屬于行政工作的潛規則。此前，在山東新泰市等地，被地方政府抓回的赴京上訪者，都要送進精神病院改造一段時間，等其病治愈（簽訂不再上訪的保證書），才得獲釋。

不妨說，在中國，“精神病人”已經成為一種意味深長的政治隱喻。除了上訪者，最常見的精神病人還包括網癮患者、一些重大案件的犯罪人等。

任何行為，一旦成癮，就可能被納入精神病的范疇。上網成癮對應電擊療法，乃是十分中國特色的權力景觀。不過，我們需要注意到，將網癮患者定性為精神病人，不僅針對億萬網民，更針對網絡的影響力及其象征的信息自由與民主。

將殺人犯與精神病人相掛鉤，我們早已見慣不驚。不必說大名鼎鼎的鄧玉嬌，且看4月12日廣西合浦縣西場鎮西鎮小學門前的兇殺案，2死5傷，死傷者中包括多名小學生。案發后，當地宣傳部門迅速宣稱，行兇者系一名精神病患者。連精神病鑒定都沒做，結論就先一步生產，公權力者不愧先知先覺。自然，它們一貫如此。

認定殺人犯為精神病，最可見精神病人所隱喻的政治涵義:一面先行判定其為異類，制造一種理性歧視與道德歧視；另一面，殺人者的行兇動機就不再是心懷社會怨恨殺人，他們拔刀而起，僅僅是因為精神病發作；你撞上刀口，則為巧合，只能在死神面前自認倒霉。這背后，可以掩藏多少劍拔弩張的社會沖突。

在網癮患者、上訪者、殺人者的身后，哪種人最有可能被迫接過精神病人的接力棒呢？莫非是彭寶泉、鄧復華所代表的批判者和異議者？稱他們為上訪者并不合適，因彭寶泉最早曝光“湖北鄖縣青年陳永剛因發帖質疑該縣領導搞形象工程而遭拘捕”一事，促成陳永剛獲釋，在地方政府眼中，彭某人與牛虻無異。假如我們的推測成真，那么，彭、鄧兩人“被精神病”所釋放的信號，比福建南平、廣西合浦的兇殺案還要殘酷幾分。

（作者系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