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警察下達罰款指標，逼著警察違法亂罰款，導致無數違法亂象，“罰款指標”和“指標執法”早成眾矢之的，不過湖南株洲交警部門似乎絲毫沒有意識到這一制度的不正當性。面對輿論的質疑，該省交警總隊官員表示，交警部門通過績效考核手段，可以提高民警的管事率，從而減少交通亂源，確保良好的交通秩序。希望社會能正確看待這一問題。（4月28日《瀟湘晨報》）

真不知道交警部門憑什么讓社會“正確”理解“指標執法”？一方面，這一規定帶著天然的制度漏洞和原罪，規定預設了有無數的違法事件等著交警去查，可現實并非如此，當背負著罰款壓力的警察無法完成指標時，他們只有去違法執法和亂罰款了，這等于是逼著警察濫用權力。另一方面，這種罰款指標的考核邏輯已經在現實中制造了無數執法罪惡，最極端的異化莫過于“釣魚執法”——指標壓力下罰不到款，就設下釣魚的陷阱去誣陷良民。

交警總隊這位官員說，下達人均查糾違法任務，主要是通過激勵機制促進民警對交通違法行為有所

作為，是一種績效考核方式——言下之意是，企業可以用指標為員工進行績效考核，公共部門為何不能？

這種在績效考核上將政府與企業進行類比，并將企業那套考核模式復制到政府中，是完全行不通的，會誤導政府陷入公司化陷阱，將政府異化成一種牟利的公司、公權成為牟利的工具。

政府雖然與企業一樣，也有利益和效率追求，所以也需要對職員進行績效考核，但基于政府的公共性和“公平優于效率”的價值追求，不能復制企業那套績效考核方式——因為那套績效考核是按“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邏輯設計的，如果復制過來的話，會誘發和暗示政府職員也按“私益最大化”的邏輯去使用權力，結果必然會使執法發生異化。

在企業中，老板給員工定指標不要緊，再大的指標壓力和工作任務，員工除了自己努力完成指標外，別無他法。而政府部門就不一樣了，由于公權力隱含著天然的侵略性和擴張性，上級給下級下達了罰款指標和任務，下級無法完成，由于他們掌握著罰款的權力，他們很可能利用這種權力進行亂罰款，以非法執法將壓力轉移。

所以，基于權力隱含的這種腐敗取向，政府在設計一個制度上，對濫用權力的防范要優先于任何基于績效考核的價值取向。相比防范權力之惡，績效真算不上什么；可以容忍權力無所作為，但絕不能用權力去侵害民權。交警不去管交通違法行為，這不是什么大害，可以罰款任務逼著交警完成任務，完不成任務就創造條件完成任務，那是更大的危險。

當下許多政府部門都有這種指標依賴癥，動不動就下達指標，動不動就分配任務，這既暴露出其懶政，更表現出其骨子里那種“將政府當成公司”的思維。是的，下達了罰款指標，方便了上級管理，保證了財政收入，卻隱藏著極大的濫權和腐敗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