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起校園慘案的發生，我們首先反思的是校園安全監管問題；其次反思是什么樣的社會原因促使兇手將魔爪伸向了年幼的孩子。這一次，也有人開始反思，校園慘案屢屢發生，媒體的報道有沒有責任？

這樣的議題在網絡上引起很大爭論。有人認為媒體對校園慘案的過度報道，啟發著某些潛在的報復社會者，讓他們知道用這種方式“見效”最快。

必須承認的是，媒體報道有時確實存在一種“破窗效應”。社會心理學者也認為，大眾在接受信息時，如果他接收到的積極消息居多，那么心理暗示會讓他覺得社會美好；如果他接收到的都是一些惡劣的負面信息，那么潛在的惡性事件會被無意識地啟動。

校園慘案發生后，媒體及時跟進報道，這體現了媒體“監測社會”的功能，公開及時的報道可以引起最廣泛的公眾預警。如果這些消息被局限在一定范圍內，比如只有教育系統和警方知曉內情，一來更容易引起小道消息的傳播，不利于社會穩定和公眾情緒的平復，二來對于社會整體預警的防范也頗為不利。

由此來看，“媒體報道是不是該為校園慘案承擔連帶責任”的問題，應該轉化為“媒體應該如何報道校園慘案”，不是“報不報”，而是“如何報”。很多人認為，對于此類惡性事件，不必進行深入的細節性描述，媒體不能為了報道而報道，只知道陳述而不知引導。否則，這種令人發指的行徑無形中會被推廣。

對于這些校園慘劇，媒體不僅有報道真相的使命，更肩負人道的責任。如何抑制新聞報道時大肆渲染的沖動，考驗媒體人的智慧和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