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性論的局限

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是心性之學，喜歡談人性的善惡。中國人很熱衷于討論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而在討論反人類的罪行時，按照傳統人性論，不論是性善還是性惡，都不利于對罪行作出有力的反省和批判。

中國的人性論多數都持人性本善的立場。這種理論認為“善”和“誠”是人類的本性。但是“性相近，習相遠”，人生來是純潔的，但是后天的影響變得喪失了本性。孟子講求放心，儒家都講要求恢復本性，反身而誠。

這種設定，很容易讓我們把罪行都推給社會環境，原因很簡單，我的人性那么純潔，那么真誠，怎么會犯罪呢？即使犯了罪，也是好人辦壞事，是政治腐敗、環境所逼。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這里，唯獨不畏自己，不怕自己犯罪。這種人性論，如何能有懺悔和反思？

把惡魔的行為歸于性惡，同樣不利于反思。說犯罪者人性本惡，實際可以為公眾提供一種心理上的極大安慰。將犯罪者視為與我們迥然不同的瘋子和性惡之徒，我們自己的純潔與高貴就不會受到威協。他是惡人，我們繼續還是善良的君子。這種善惡的區分，實際是把罪惡置于“我們之外”。

與中國傳統哲學不同，西方人反對人性善惡的講法。西方哲學認為談人性是善是惡，人自己是不知道的，只有上帝知道，人不能對其他人做這種終極評判。

西方哲學不談論人性，他們很早就提出了一個更根本的倫理問題—人的自由意志問題。如果一個人的行為沒有自由意志，就無所謂善惡，一切善惡都立足于人能夠選擇，立足于人的故意。

在西方文化看來，談人的本性是很奇怪的。既然是人性如此，那就是一個決定性的東西，就像自然規律一樣，沒有自由意志，是談不上善或者惡的。

個體的道德責任

按照西方人的這種理論，鄭民生、黃巢的行為，只要他們存在自由意志，存在自由選擇，就不能把罪惡推脫給社會政治環境，他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上應有的道德責任。

犯罪者有責任，那么其他人是不是不需要反省了呢？在西方傳統中，自以為無罪，自以為純潔，一定是在自欺，是最大的惡。儒家那種認為人通過自身的心性修為即可達到拯救，成為圣人，在西方人看來是絕對的被造物的狂妄。

在西方傳統中，人性不是一個點，而是一段歷史。人背負有原罪，而且既然有自由意志，隨時都可能墮落和犯罪，因此，我們永遠需要反省和懺悔。

西方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耶路撒冷的一個高塔突然倒下了，壓死了十八個人；無巧不成書，猶太總督比拉多也把一些加里肋亞人殺了，把他們的血摻和在祭品中。有人把這些事報告給耶穌，耶穌喟然而嘆:“你們以為他們是因為犯下大罪，才遭此天譴嗎？我告訴你們，你們所犯下的罪和他們的一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