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臨縣兔坂鎮農民馬繼文，多次上訪反映村里強占他土地的問題。去年11月，臨縣法院以敲詐勒索罪判處馬繼文有期徒刑三年。判決書顯示，2008年底，兔坂鎮政府“為了緩解非正常上訪造成的政治壓力”，與馬繼文達成協議，馬繼文保證過年前不再上訪，兔坂鎮政府向馬支付6600元。在去年3月的另一次上訪中，臨縣信訪局人員向馬支付900元。(《中國青年報》5月6日)

客觀地講，群眾以去上級政府上訪為由，有意無意對基層政府構成某種“威脅”，后者向他們支付一定費用，以換取他們息訪，若嚴格以《刑法》中關于“敲詐勒索公私財物”的條款衡量，法院以“敲詐勒索罪”對馬繼文課以刑責，大體上是說得過去的。

地方法院并沒有生造一個“敲詐勒索政府罪”，如果上訪群眾用上訪“威脅”基層政府，并收取了后者一定數量的“息訪費”，那么，法院就足以認定上訪群眾構成了敲詐勒索罪。所以，這類案件的關鍵，并不在于法院該不該以“敲詐勒索罪”追究上訪群眾的刑責，而在于基層政府為何能夠被上訪群眾“敲詐”？

在現行信訪政策下，上訪群眾、基層政府和上級政府之間，形成一種以“怕”為特征的微妙關系。首先，群眾“怕”基層政府，因為群眾遇到的問題、遭受的冤屈在基層很難得到解決，于是他們選擇了上訪。其次，基層政府“怕”上級政府，這是由長期以來的政治現實和行政格局所決定的，上級政府可以通過政策手段向基層政府施加壓力。再次，上級政府“怕”上訪群眾，認為群眾大量上訪會損害政府形象、擾亂社會秩序、影響社會穩定，因此千方百計要減少群眾上訪。

由于對群眾上訪問題存在如是認識，上級政府向基層政府下達了嚴格的信訪控制指標，并將指標完成情況與政績考核或對主要負責人的“一票否決”相聯系。對基層政府而言，這是一把致命的“殺手锏”，他們必須窮盡一切手段控制群眾上訪，否則就會被上級追究責任。一些上訪群眾看到了個中“玄機”，認識到自己上訪也能讓基層政府“害怕”，少數上訪群眾以此為條件與基層政府談判，進而收取后者支付的“息訪費”。由于法律意識淡漠，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樣做大有被認定為“敲詐勒索”的危險，司法機關會以“敲詐勒索”的罪名，“依法”對他們進行打擊報復。

真正的治本之道，在于上級政府樹立科學的維穩觀，改變“怕”群眾上訪的傳統觀念，一方面通過正常的行政管理和政治傳導手段，敦促基層政府認真解決群眾的問題，從源頭上減少群眾上訪。另一方面，要通過制度改革和創新，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上級政府向基層政府下放一定的權力和資源，推動地方形成良性的社會政治生態，推動基層形成完善的自治格局和可治理狀態。

同時，上級政府無須向基層政府下達信訪控制指標，基層政府也不必以嚴控群眾上訪為要務。更關鍵的是，通過加強基層的自治、治理，完全能夠使基層政府反過來“怕”群眾。最終，群眾的問題應當而且能夠在基層得到解決，群眾再到上級政府和中央去上訪，也就沒有實際的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