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內部的問題用人民幣解決”——— 這是廣東省興寧市一位政府公務員的高論。2007年起，興寧市村民陳偉華等多次上訪，反映在水庫移民身份確認時所遭遇的不公，上訪途中當地政府組成“陪訪團”陪同游山玩水，而信訪花費已成當地政府重要開支。（5月11日《南方農村報》）

如此“陪訪”并不新鮮，只是“人民內部的問題用人民幣解決”屬于頗具傳播性的“雷詞”，因而又將弊端重重的上訪問題刺眼地置于公眾眼簾。而說穿了，各地對于上訪問題的對策大同小異，因為“上訪率”是地方政府政績考核方面的一個重要數據，追求“零上訪”便成為各地的施政目標之一，這一制度設計有先天性的弊端，所以為了捂住問題，地方官員絞盡腦汁不是求得問題的解決，而是想方設法 “圍追堵截”息訴罷訪，于是出來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軟硬兼備的各類招式———硬招，有送精神病院的；陰招，有設套息訪的；軟招，有享低保、送旅游的。陪同游山玩水“用人民幣解決”，不過是“花錢買穩定”的一個軟手段而已。

其負面效應很明顯：其一，揚湯止沸而未釜底抽薪，涉及拆遷、征地等根本問題沒解決。其二，徒勞地只想用紙包火，在本地權力范圍能控制的層級，將悠悠眾口堵上，升級了官民矛盾。其三，軟手段的利誘更是下下之策，“人民幣解決”只能圖一時權宜，反而鼓勵了“小告小解決、大告大解決、不告不解決”的心理，造成越級上訪頻繁發生，形成惡性循環。

作為我國特有的政治表達形式，正常上訪是表達民意的重要渠道。時下，其實已到了對中國式上訪制度的整個架構進行徹底反思與改革的時候了。首先，上級的政績評價方式要改革，強調表彰事情的“解決率”而非盲目鼓勵降低“上訪率”。其次，要研究底層民眾表達自身利益和參與公共決策的渠道和形式。最后，處理上訪的方法上要改革，要讓地方官員樂于聽群眾訴求，著力懲治不作為、亂作為的地方強權勢力。若能在基層便可獲得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方案，群眾又何必降低生活質量，千里迢迢折騰在“越級”、“進京”上訪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