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凌晨4點30分，深圳龍華富士康制造部的工程師盧新，在床上幾個小時輾轉反側后，突然爬起床對朋友說：“想看看窗外的風景，透透氣”。這一看成了永別，幾秒鐘后，盧新突然把窗戶拉開，從陽臺上跳下去，沒有一絲猶豫（5月17日湖南在線）。這是“九連跳”之后對跳樓者報道的一個細節。盧新們的相繼離去，留給世人的是永久的傷痛。

這些天來，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一起接一起，把富士康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面對企業文化的冷漠、對員工精神生活漠視的指責，富士康正采取措施改善員工管理與溝通機制，如建立熱線通報、心理輔導機制、設立“總經理開放日”、增加文體資源投入、加強信息溝通與分享等，甚至還請來了高僧作法，以避免悲劇再度發生。人們的指責不是沒有道理，富士康也正在進行著努力，相信也會最大程度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

富士康“九連跳”看似許多偶然因素的疊加，但這更像是一種必然——— 工業時代人們難以擺脫的被物化的必然。在這個時代，無數人都成為巨大流水線上的一個螺絲釘、一個齒輪。正如卓別林的《摩登時代》所表現的那樣，人們被不斷加快的作業線弄得驚慌失措。我們只能被動地跟隨機器運轉，我們的行為都圍繞著能不能創造物質財富，而被認定為是否有價值。那些幻想、深思、信仰、情感類的個人性的東西則被視作無用，在這樣的情形下，盧新臨死前所說“想看看窗外的風景”，就成為一種奢望，更像一個隱喻。

當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盧新之死，就會發現許多人都像他一樣深陷在時代的困境中。盧新是富士康的工程師，他的主要職責是控制產品的不良率，一旦不良率超標，整個部門都要受到牽連處罰，因此經常為產品能否合格而提心吊膽。而以嚴格的管理程序來減少差錯、控制產品的質量，使每一位員工都有高度的壓力感，富士康的這種管理方式，何嘗不是許多企業正在追求與即將追求的？如果說富士康的這種管理方式有錯，那么，我想沒有幾個企業能辭其咎。

富士康的自我辯解，也不是沒有道理。富士康40多萬人，自殺概率是十萬分之二三左右，“與全國的自殺率來比的話，應該還是低”。因為富士康是個知名度高的大企業，這樣的問題被放大而進入公眾視野，也就不足為奇。相對于更多管理不完善的企業而言，富士康仍然是許多務工人員的首選。如果說工作壓力是對員工的最大“殺傷力”，那么還有不少人還在翹首以待“被殺傷”。現在，到富士康應聘者仍然絡繹不絕。這至少說明富士康在對待員工上，至少不是最差的，不然就不會有這么多的人往門里擠了。

不可否認，在工業化與技術時代，正是眾多像富士康這樣的企業，才給我們帶來生活便捷和物質豐沛，但也不可否認，工業社會的弊端也是明顯的，其內在缺陷也是不可克服的，過于物化的管理方式，對物質過分的追逐，使得世道澆漓，人心不古，導致人的精神世界萎縮與退化。正如富士康“第九跳”發生后有員工所感嘆的那樣：“像鐘擺一樣雷打不動，在苦熬中消耗青春。”精神空虛、孤獨感、絕望感以及對生活的冷漠、焦慮不安等成為許多人揮之不去的陰影。

而工業化時代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那么如何能夠讓人們在工業化時代，有雅興去關注“窗外的風景”，這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問題。今天我們周圍發生的許多蹊蹺的事件，很多并不是因為我們的物質匱乏所致，恰恰是無法欣賞“窗外的風景”和心靈的萎縮所造成的。近些年來，我們所提出的以人為本，許多有識之士呼吁“重建人文精神”，正是對此提出診療。而這些僅僅依靠企業遠遠不夠，只有政府、社會共同努力，才能讓看“窗外的風景”不再成為一種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