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尉氏縣抓精神病人劉衛中充抵“殺人犯”的枉法事實被曝光后，引起人們的反思，部分論者把原因歸結為“命案必破”制度，認為正是這個荒謬的制度才催生了命案偵破中的“弄虛作假、謊報戰績”行為。（5月19日《新京報》）

“命案必破”制度當然有積極效應。比如，加強基層警察的工作責任心，更有效地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等等。但同時也存在負面效應，一些人在命案偵破中弄虛作假，甚至因此誘發刑訊逼供。需要說明的是，“命案必破”制度確實是產生違法辦案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不能說“命案必破”必然會絕無例外地產生違法辦案。違法辦案的產生，除了“命案必破”的外部壓力，更有辦案人員素質不高的內在因素，還有監督不力、管理疏漏的客觀原因，不能把賬全記在“命案必破”上；同理，當違法辦案產生后也應該采取綜合治理的措施，而不是立即走回頭路，取消“命案必破”制度。

當然，最具有實質性的問題在于，“命案必破”的要求是否符合邏輯。所有的批評者都認為，不管我們的主觀如何努力，總可能有一些案件無法偵破，就像總有一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還不能為人類所認識一樣。因此，從字面上說，“命案必破”的要求是以主觀想象代替客觀現實。但是，“命案必破”既然作為一項制度要求，其內涵并不像字面這么簡單，而是有具體的表述。河南省副省長、公安廳長秦玉海曾經把“命案必破”的概念分解為三個層次的目標：第一個就是一旦發生命案，公安機關、公安民警必須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去偵破；第二就是通過個案的積累，作為一個縣一個市，這個局部要實現命案全破；第三是經過各個市、各個縣戰果的積累，實現全省命案偵破成績大幅度提高。

這樣看來，“命案必破”只是案件發生后公安機關的一個決心和目標，最后也只能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實現有條件的命案必破，在較大范圍也只是提高命案的破案率。這并不否認總有一些案件破不了，因此也并不違反認識論的一般規則，而且，公安部門要制定破案目標，總得有一個具體指標，總不能說破多少算多少；如果下達一個百分比，還真不好說該下多少。

從2004年起，河南在命案偵破和打擊犯罪工作中，現行命案偵破率一直在高位運行，2009年偵破率達97.55%，連續6年實現命案偵破綜合成績全國第一。這既反映了“命案必破”制度的成效，也正證明在一個省的范圍內，“命案必破”幾乎是不可能的。現在發生了尉氏縣抓精神病人充抵殺人犯的案件，我們是不是要宣布取消“命案必破”？顯然不是，我們要吸取教訓，完善監督，把“命案必破”可能產生的副作用降到最低，法律制度不宜輕易“翻燒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