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行將畢業的大學生幾日前找到我，咨詢就業的問題。他說不想去“支教”，因為那樣太功利了。我說“支教兩年考公務員加分”，如果是沖著這個去的，當然是“功利”的，但你可以不沖著這個去??！其實把“就業”與“支教”捆綁在一起，本身就與“功利”難分難舍。我對他說“支教”是一件高尚的事，年輕人應該懷抱理想，但我又立馬意識到，我扯得太遠了———他連讀研的機會都放棄了，說要盡快找到工作，以便能掙到錢報答尚在貧困中的父母。

德國志愿者盧安克和孩子們在一起

我對他談盧安克，談那個扎根中國偏遠窮山村長達10年的德國青年。他說將來也許會做盧安克，但現在做不到。我說我也做不到，我的現在可能就是你的將來，將來你也未必做得到。中國人有太多的包袱、太多的羈絆或者說太多的“責任”，你沒有辦法去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比如我就無法拋開家庭，單獨投向偏遠的山村，除非我的妻子與女兒愿意與我一起去；而即使她們愿意與我一起去，我也未必愿意讓她們與我一起去，我會擔心女兒將因此失去好的教育，最終考不上好的大學；更大的憂慮來自于經濟方面，我們并非大老板，工資是收入的最主要來源，放棄了現在的工作去支教，等于放棄了生活保障以及對孩子將來教育的種種美好計劃。我也未必能得到父母兄姊、朋友、同事的理解，我的社會評價將會降低，我的生活也可能陷入貧困，從而沒有了尊嚴。

盧安克之所以是盧安克，因為他與我們不同。比如他不需要回報父母的恩情，他的父母可能遠沒有中國父母那樣含辛茹苦；比如他比很多中國人更有獨立性，他的選擇，不管是怎樣的選擇，總能獲得父母以及其他人的尊重與支持。更深層次的差異可能是文化上的差異，比如我們把支教當成一件十分高尚的事，而在盧安克看來，那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喜歡這種生活方式；我們不知道這樣的生活方式在他們那里是否格外受到贊美，但至少不會遭人白眼、惹人猜疑；在他們那里，人的尊嚴也許不像在我們這里，需要通過財富的多少、權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來體現。

從生活、前途的無憂無慮上講，也許中國的富二代最有條件成為盧安克。當中國的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流階層，他們的孩子也有可能成為盧安克；當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趨于完善，老有所終、少有所養，所有人就都有可能成為盧安克。但我們依然無法樂觀，因為一個人的價值觀、生活觀，遠非“經濟基礎”所能決定，而必有著更多其他方面的成因，比如教育的、文化的、制度的。當我們的孩子在暑假上這個“班”、那個“班”或者去參加各種夏令營（包括去英美國家的夏令營），人家的孩子則選擇去社區做義工，甚至遠赴非洲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他們必須這么做，因為這就是他們的暑假作業，是他們做一篇作文之前必須收集的素材。唯有身體力行，才能讓道德精神深入人心，而說教式的道德教育，其結果是人們答起試題來總能得滿分，然而一到實處，往往判若兩人。

我們中誰能成為盧安克？其實不重要———德國人并非都是盧安克，中國人中也不乏盧安克式的人物。盧安克不是我們的目的，但盧安克身上所體現的健康的公民人格，值得我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