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基尼系數在0.3左右，90年代中期達0.42，但到了2010年，已經達到0.48。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斷擴大。收入分配問題不僅影響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更事關社會穩定，已成為當前改革的焦點問題之一，整頓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學者認為，由于目前缺乏科學公正的人才評價體系和充分競爭的人力資源市場。教育投入的價值并未充分體現，而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已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5月24日《人民日報》）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并非新聞；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有識之士也多次剖析闡明。而學者提出的，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已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讓人思之，闃然心驚。

社會進步的一大體現就是從身份到契約，然而，遍覽現實，這一潮流在逆行發展，因為身份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比如決定收入。一個在國有金融控股集團任部門經理的人，稅后年薪加上房補、車補、書費、健身費、休假補貼、補充養老保險以及各種臨時性的“福利”，實際收入在百萬元以上。而一名農民，天暖種地、養魚，天冷去鐵路打零活，一年到頭累得要命，純收入只有2萬多元，還不抵前者工作一星期。即便在壟斷行業內部，收入也很懸殊——數字顯示，在央企人均福利費支出中，最高的為4.46萬元，最低的為149元，相差近300倍。當然，追求絕對的收入平等是一種褊狹，但當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已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時，就不能不叩問和反思這種現象所帶來的危機。

尤其值得一說的是，這種趨勢仍在持續，尚未有遏制的跡象，正如有學者坦稱，“工薪階層、農民家庭的優秀子弟通過自身努力‘鯉魚躍龍門’、入職高薪管理機構和行業的機會越來越少，這不僅削弱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人力資本的效率，也導致收入階層的不斷分化與強化——富者愈加富有，貧窮家庭延續貧窮。”

學者所描摹的這種現象，其實就是階層板結化。不得不說，在當前，社會結構的流動已經發生了凝滯現象，不少人都上升渠道越來越逼仄，他們無法取得上升到空間，為此就不得不放棄。近日有人感嘆，馬上又到高考了，老家中學高三畢業生比去年減少了300人左右，全國比2008年減少了數十萬人。高中畢業生減少，一部分與實行計劃生育有關，另一部分與升學無望，或者即便考上了也找不到工作，從而陷入絕望有關。

近年來，畢業生找工作越來越難，讀書無用論確實在一些地方興起，比如一項調查顯示，今年大學生求職心態更為現實，本科學歷人群中愿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達到20%，與去年的1.2%相比大幅攀升。零月薪現象使得一些網友心生感慨，覺得擇業太難。其實，擇業難是對貧二代而言，“他們有的是背景，我們只有背影”，富二代、權二代則沒有這方面的擔憂。據悉，在北京，一個大學生進入“國字號”大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中間的“幫忙費”、“好處費”已飆至十幾萬甚至數十萬元。如此機會，貧二代只能望而生嘆。

此外，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指出，綜合各項指標并考慮到中國近年經濟發展態勢等多種因素，中國社會結構滯后經濟結構大約15年左右。這說的雖然是社會結構，但實際上仍隱喻著社會階層的固化，而這種固化必然導致結構發展不均衡、不對稱、不健康。

社會階層不斷板結化，必然使得社會土壤日漸沙化和鹽堿化，因為在上升渠道被阻攔之后，這些人必然心生怨氣。同時，社會階層的不斷板結化，也使得健康的社會流動和財富循環陷于中斷。社會欲有活力，關鍵要看其流動性。如果階層出現固化，這無疑潛伏著一種巨大的危機，必然導致上下對立，階層之間互相防范，互相視對方為仇讎，同時在攸關公共利益的社會命題上也不可能達成共識，社會只會越來越斷裂。

改革是打破階層板結化的唯一出路，但是，當既得利益者坐享好處時，他們不可能讓渡利益；而弱勢群體因為自身能力的孱弱，無法取得強大的博弈權。為此，就需要政府在制度設計上強化弱勢群體的力量，不如此，一切便是虛妄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