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聞周刊》披露，重慶貪官文強在悔罪中怪自己仕途蹭蹬，多年沒能升官。他寫道：看到比自己資歷淺、業務又不熟悉，甚至還是自己過去“下級”甚至“下下級”的人，都提拔到與我同一級的職務，甚至更高的職務，升官不成，就亂用權……該刊還摘錄了一些重慶貪官的悔罪，如有的說“悔不該忘記了紅軍長征二萬五千里，忘記了南京路上好八連”，有的說“自己多年來辛勤工作，過的仍是清貧生活。……我心理不平衡了”，有的說“在與開發商的交往中，貪圖享受、金錢至上等內容被不斷灌輸到頭腦中”，有的怪行賄者技巧太高讓人防不勝防，有的說自己不知受賄是犯法，有的說“大家都在拿，我隨了大流”……貪官悔罪基本是功勞簿、求饒信、牢騷話的集合。

貪官悔罪書，是當代漢語的一種應用文。這就像思想匯報、反省材料、檢討書等等是過去一個時代的漢語應用文一樣。這兩種漢語應用文，顯示了現代漢語作為一種語言的特殊性。貪官悔罪書也好，思想反省材料也好，常常被稱為“懺悔”。這是語文上的一種類比。

顯然，無論懺悔，還是悔罪書、檢討書，形式上都是夾敘夾議，敘說自己和評論自己，但又并非自說自話，而是以交流為目的。

自說自話，是自己寫給自己看，說給自己聽，乃至自己也不看和不聽，因為自說自話是無目的的，不假于人的，僅僅是無意識書寫，或者有意識地記錄、流瀉，如此而已。

懺悔或悔罪書、檢討書不然，那是有目的的，有預設的閱讀與傾聽對象的，是向特定對象呈現自己、表達自己，請求原諒與寬解，而且假定自己站在特定對象的角度，對自己加以評論，從而表示自己是值得被原諒和寬解的。

但懺悔與悔罪書、檢討書畢竟不同。懺悔是一種宗教儀式，以自我直接面對神的方式運用語言，達到告解的目的。在一個無宗教的環境下，懺悔的對象就不存在，那么這種類似的語言運用，訴之于誰，又有何種目的呢？如果說悔罪、檢討就是無宗教環境下的懺悔，那么無宗教環境下的神又為誰？

顯然，無神論的神性體現在人民身上，著名文章《愚公移山》已經肯定地說到人民就是新的上帝。不過，人民是不說話的，具體地，那是“沉默的大多數”；抽象地，與每個人都不同的集合體，因而人民的神性實際上被代表人民的“組織”具體地接管。悔罪書、檢討書就是以人民，具體地講以“組織”為閱讀與傾聽對象的一種應用文。

然而，過去的檢討書與現在的悔罪書又有不同。在思想審查的時代，檢討書或反省書作為應用文體，確實體現了類懺悔的超驗功能，無論貫注其間的思想內容是否真實和正確，但“自罪”的態度都是真誠的。真誠然而荒謬，使得那種“自罪”既是和血帶淚的，同時又歷史性地成為笑柄。

現在的貪官悔罪書，已經不再是這樣。固然，求得原諒和寬解，還是它所欲達到的目的，但真誠已基本不存在。從日常意識上，我們可以說悔罪者是完全正常的無神論者，而不是意志扭曲的個體，但他仍然需要裝作相信神(也就是人民)，也就是故意把自己扭曲成一個有神論的樣子，其實他希望通過自己有一個態度，而且往往是貌似深刻的態度，娛悅于“神的化身”(也就是“組織”)，并且使“組織”能夠確實地給予原諒。

這樣，當代漢語的貪官悔罪書，完全變成了一種文本形式的油滑或者撒嬌。既然“組織”是無所不能的神，那么貪官產生一些撒嬌心理，實在也不算過分，畢竟他們都曾經大受任用，這就類似于獲得寵幸和溺愛的兒子，有資格撒嬌的。為什么不提拔更快些，為什么不給錢更多些……撒嬌的極致，體現在一個傳統故事中。那個故事說，一個無惡不作的兒子被處死，在刑場上請求最后吃一次母親的奶，他怪母親對他沒有從小嚴格教育，于是咬掉了她的奶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