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義上我無法不支持武漢農民楊友德，他的訴求既正當又合理。當他遭遇強制性的拆遷征地時，他的“土炮樓”抗爭方式既有理又有節。

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下面的一切判斷都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展開。按照湖北省2009年出臺的46號文件，金銀湖所在的東西湖區一畝地征地補償標準為4.68萬元，而楊友德獲得的每畝補償只有2480元。盡管后來又追加生產用房的補償，但每畝地距離4.68萬元的標準依然相差甚遠。。這里的是非如此明確，楊友德只是要求自己的補償能夠兌現46號文件。相反，金銀湖管委會的解釋不但無理，而且偷梁換柱。46號文件的補償對象分明是土地(否則也不會出臺4.68萬元/畝的標準)，可是管委會卻把土地補償偷換為土地上的青苗，4.68萬元的標準遂縮水為2480元。這樣的手腕夠惡劣，但只要公諸輿論，便騙不了任何一個人。另外，該管委會并沒有也不該有土地補償費的支配權，該費用應該由政府直接補償給個人。

基于以上事實，可以形成兩個判斷：一、每畝土地的補償標準從4.68萬元下跌到2480元，一共13畝土地，這種巨額差價是金銀湖管委會對楊友德個人財產的赤裸裸地掠奪。二、楊友德對這13畝土地在承包期內擁有期限產權，當他的產權受到事實上的侵害時，他的抗爭便具有正當性和合理性。又由于侵害對象屬于當地政府管轄下的管委會，因此他的抗爭同時又具有合憲性——他不僅是在捍衛他賴以生存的財產，更是在捍衛保護私人財產的憲法和憲法尊嚴。

剖析楊友德與管委會的沖突，其糾結處依然是老大難性質的土地產權。農民沒有自己的土地，土地雖屬集體，但它的支配者卻是政府，而非農民。這正如當年托克維爾批評路易十四，因為在路易十四看來：“王國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國家條件被特許出讓，國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過是身份尚有爭議、權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托克維爾特別指出：“這是現代社會主義的主導思想。看上去奇怪，社會主義首先植根于國王專制制度。”可以看到，楊友德之所以只能獲得青苗補償，因為在管委會看來，土地只是國家特許出讓給你使用的，產權在國家，你只是一個權利并不完全的臨時占用者而已。當國家收回土地時，不需要給你土地補償，補償一下青苗足矣。但楊友德的農民理念是如此質樸而又真理：“第一我是農民，靠土地生存。你征收我的土地，我沒有意見，但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補償費。”這其實是一種產權意識的表達。農民靠土地生存，它的產權是也只能是土地。這是農民最大的民生，這個問題如不痛下決心，逐步而又根本地解決。楊友德會層出不窮。

維權不是乞求是抗爭，但抗爭需要有理有節。就此而言，楊友德以他個人特有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當警方傳訊時，他的態度很明確：“不違法是雙方的”，“我絕不先違法”。他克制地保持了自己抵抗野蠻征地的權利。在野蠻面前，他沒有被激怒，而是很理性，實為難能。當征地雙方沒有達成契約性的一致時，強行征拆，肯定是違法在先。當沒有人為他主持公道時，他只能用他自己的方式，做弱者的抵抗。如果沒有傷及對方，則無違法可言。楊友德雖然無奈使用煙花，依然不失節制。煙花在他那里，起的“只是推遲的作用，起碼有了煙花，他們不敢和我爭，我是在爭取時間打110”。可見，煙花本不在傷人(事實上也沒傷人)，而在阻止。

好在有媒體報道，楊友德事件成了一個公共事件。在輿論的視線下，當地管委會與其再度強征，不如和楊友德重回談判桌。這才是雙方解決這次征地危機的理性辦法，我們不妨保持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