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集體舞弊，第一個落點是貴州松桃。不法分子利用學生組織多個作弊小組，他們安排考生，將無線紐扣高清攝像機帶入考場，在偷拍試題后將圖片傳到考場外。場外做題的人再將答案傳輸到考生帶進考場的專用尺子、橡皮、無線電耳機或手機上。（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08版）

這是預料之中的新聞，年年都在重復。到現在，高考舞弊已進入高科技時代。記者直接采訪到一些“作弊成功”的考生，這不是孤證，也“不是一個人在戰斗”。這樣的尷尬現實，寓示著高考在實現公眾強烈的公平訴求上，始終打了一個巨大的折扣。

高考前一天，教育部還言之鑿鑿地對廣大考生進行提醒，誰要在高考中違規，將被記入誠信檔案。現在看來，誠信檔案的震懾作用相當有限。

現在高考作弊越來越“扎堆化”，比如，廣東電白、河南濮陽、湖南耒陽、河南鄲城、吉林松原……近年來發生在這些地區的高考集體舞弊案，越來越有規模化、產業化、集團化趨勢，而且其中包含著權力腐敗與監守自盜的共同特點。比如，在貴州松桃，用手機作弊成功的考生稱，“學校要照顧升學率”也是

他們躲過追查的原因。換句話說，就連學校本身也成舞弊的既得利益者。而學校升學率高了，教育部門“政績”也上去了，也間接成為高考舞弊受益者。

這一切，都提高了一種強大的警示，那就是圍繞高考舞弊很可能形成特定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僅僅包括商業個體，還可能包括權力部門。

現在，有關高考集體舞弊的“產業鏈”已越來越清晰。從設備開發到人力援助，從市場兜售到權力公關，本身就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利益共同體，考生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小環節而已。而且，在這樣特殊的“市場誘導”下，高考舞弊可以衍生出相關產品來，對相關“從業人才”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松桃集體舞弊中，連尺子、橡皮都可“變身”為舞弊工具。這表明，科技開發、人力配備、市場開發、權力公關等一系列手段，都細分到具體的市場運行中。而這一切完全就可以視為一個龐大的商業系統，來通過高考舞弊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

許多年來，人們都把教育公平視為一種底線公平。如果不能迅速遏止這種現象，既得利益者就很可能像滾雪球一樣，抱成一團，越來越大，那時，高考公平就可能面臨更深的淪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