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21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21日刊發韓詠紅的文章《珍惜打工者的愛與痛》，文章從一個打工妹詩人的詩作談到當今農民工地位之問題，文章注意到中國領導層明顯將更大的注意力投射到弱勢群體與社會公平的問題上。

文章摘編如下：

無意中看到廣東打工妹詩人鄭小瓊的詩作：“我的雙手成為流水線的一部分，身體簽給了合同，頭發正由黑變白，剩下喧嘩，奔波加班，薪水……我透過寂靜的白熾燈光看見疲憊的影子投影在機臺上，它慢慢的移動轉身，弓下來，沉默如一塊鑄鐵。”

她是2007年人民文學獎“新浪潮”散文獎得主。2001年，21歲的鄭小瓊從四川老家到東莞打工，最初被老板欠過工資，后來到五金廠打工5年，其中兩年在流水線上負責將鐵片安到超聲波下軋孔，同樣的動作每天重復1萬多次，拇指蓋曾被超聲波打斷。在生活的痛苦與恥辱感壓力下，開始寫詩。

幾年前，都市媒體對她做了不少介紹，寫她在工廠里偷偷寫詩，周圍同事包括父母都不知道，甚至連得獎她都沒告訴父母，以免父母提出“寫詩歌賺錢嗎”的問題。但是，她的敏銳筆觸卻有力地記錄了改革開放時代下，上億農家子弟進城將青春獻給工廠、給流水線、給出口企業，給城市的運轉。他們的付出給國家帶來顯著的出口增長率，拉動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津貼了國外消費者購買“made in China”廉價商品，實現國內各種基礎建設與社會服務，但是農民工本人所得的卻極微薄。

“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線的某個工位，用工號替代/ 姓名與性別，在一臺機床刨磨切削/內心充滿了愛與埋怨”。我最近才仔細讀了這些詩作，愧覺自己發現得太晚。

在今年背景下，重溫有關農民工處境的文學作品，感覺到現實的沉重。繁榮，總是踩著底層的犧牲而建立起來，至少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明，在經濟起飛的初期情況都是如此。問題是，經濟發展要達到什么階段，才是農民工獲得更公平回報的時候？

工人要求提高待遇、改善福利的呼聲強烈。但是放到大格局里看，要求他們繼續為所謂的集體利益抑制個體要求恐怕是不現實的。當國內一座又一座現代化的城市發展起來；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國慶大閱兵等盛會不斷傳遞國家富強的信號；看著城市里先富階層吃香喝辣，工人們很難不產生不平感想。

何況，農民工收入低，并不全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結果，還包括體制性不平等因素，如備受批評的城鄉二元體制。用鄭小瓊受訪時說過的話，因為沒有本科學歷或城市戶口，很多農民工即使在企業里做到管理層，也始終是在體制外，那不是叫候鳥，是“無腳鳥”，不知何處能安身。

今年初，中國國家領導人明顯將更大的注意力投射到弱勢群體與社會公平的問題上。全國“兩會”上留下“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的警句，年初以來領導人的承諾還包括讓人民“有尊嚴的生活”，增加勞動者報酬讓勞動者“體面勞動”。最近各地涌現的加薪潮，以及政府對罷工活動基本中立的態度，證明那些表態并非光說不練。時代的變化也不允許政府、企業以至社會繼續對底層勞動者的犧牲無動于衷，社會矛盾對穩定構成的挑戰，以及產業轉型的迫切性，都在要求各界正視經濟增長方式中的不合理、不平等與不可持續。再者 ，隨著社會總體文明的提升，底層的故事開始刺痛更多人的神經，踩著別人的犧牲建立起來的GDP，越來越不能讓人感到驕傲。

新制度與新觀念正在從舊體制里劇烈掙扎著力求橫空出世，雖然阻力依然存在。中國現在所處的可以是一個積極向上的時代，也可能是充滿猶豫蹣跚的時代，在沉默無聲與壓抑感中任由進步力量逐漸退化。

所幸，中國社會的底蘊——教育的普及、民族振興的集體歷史使命感、底層的覺醒，都會拒絕“集體退步”這一結果。吊詭的是，廣大底層勞動者曾是經濟建設的主力，現在他們將成為國家轉型的一股推動力。至于說，工人普遍加薪會把外資嚇跑，這多少有點嚇唬人的味道，新增的成本壓力，可以通過生產力提升來抵消。

我還想引用鄭小瓊的詩，她的《黃麻嶺》這樣寫道：“風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蒼老，回家。”也許，早年的中國工人與農民工曾經是這樣的：在國家建設初期與工業化的起步階段，他們付出了一切，最后剩下蒼老回家。這不應該再次成為新一代農民工無可逃脫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