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國家發改委正醞釀新一輪基本藥物價格調整，《藥品價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等相關文件將在6月底出臺，據說將是我國第26次藥品大降價。受此影響，去年以來在熊市中表現相對抗跌的醫藥公司股票，連日下跌。

聽起來，似乎是暴利藥新聞及回扣清單等新聞刺激了價格監管部門，乃至做出了為民做主的舉措。但各位看官不妨細想，迄今為止的N次藥品大降價，可曾解決了看病貴的問題？更遑論解決因醫療資源緊缺而導致的看病難。

鑒于此，筆者認為，政策設計如僅僅在基本藥物價格問題上兜圈子，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目前群眾看病吃藥面臨的高價難題的。

核心原因在于，無論就醫還是吃藥，都屬于嚴重信息不對稱的領域，不能簡單等同于看價買菜。且有病吃藥，茲事體大，遠超過了多數群眾智力水準和專業能力。這就是說，有關部門絕不能希冀大家依靠自學成才，能熟練默記所有特價藥物目錄，及時在醫生開大處方的時候提醒一聲——“煩請您開便宜點的××藥，替代那個貴的××藥”。此外，在患者無力充當“全知帝”情況下，要仰仗咱們白衣天使們能拒腐蝕、永不沾、一塵不染、全心全意為患者服務，似乎也不靠譜。

從這個角度出發，要解決藥品價格問題，須放到醫藥改革的大框架內通盤考慮，不能指望采取先降藥價再降醫療服務價格的方式，逐個擊破，進而贏得醫藥領域改革的全面勝利。具體而言，在診療領域既有問題尚盤根錯節，無法觸動的時候，啟動計劃調節工具，試圖以指導性計劃和目錄方式，打造出一批低價藥品來造福群眾。用心雖良苦，但效果注定不彰。弄不好，還會造成“高價藥驅逐低價藥”的結果。這種擔心絕非杞人憂天，不信的話，試看經歷25次藥品大降價之后，我們曾經熟悉的常用藥，還能在藥店里找到多少？

學理上，搞制度設計要達到預期效果，一定要遵循兩條要旨：一是激勵相容，即這個政策拿出來放到現實中，是不是受操作的主體都樂于執行；二是利益制衡，如果某一個強勢主體拒不執行政策，是否有制衡的力量加入博弈，以放大弱勢群體的話語權。

現在來看，如果采用通過計劃和政策來降藥價的做法，制藥廠商不高興，流通環節不樂意，開處方的沒好處，廣大群眾看得到實惠，卻摸不著利益，肯定算不得激勵相容。從利益制衡角度，對于眾所周知的弱勢病患者群體，也看不到有讓醫院、廠商、藥店都忌憚的強悍角色來關照他們的利益。這樣一來，無論醫改還是藥改，失敗是必然的，取得皆大歡喜的成功是偶然的。

現實表明，或許引入新的主體進行醫療衛生領域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這里需要注明的是，筆者所指這個新主體并不是發改委、衛生部等政府部門，而該是為群眾看病就醫吃藥付費的社保機構，也就是說，為診療、治療、藥品服務買單的大機構應承擔起最終的談判責任。實際上，出錢的社保及其他保險機構與醫院、醫藥廠商談判，在充分保障病患者權益基礎上，取得成本最小化的結果，也是相當成熟的國際慣例。

按照這個想法再進一步，國家未來社保機構和其他保險公司介入的方式，最好也不要采用提升其行政層級乃至賦予其強力檢查執法權等傳統思路。用市場化機制，解決市場化進程中的問題，才是題中應有之義。過去，雖然我們因醫療產業化吃了苦頭、受了傷害、走了彎路，但絕不等于就此否定市場化方向，回到赤腳醫生當道的舊時代。一言以蔽之，我們既要對依靠好機制解決壞問題抱有充分信心，更要與行政力的善意謹慎保持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