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許又聲表示，中國海外僑胞超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他同時表達了對遷徙權的“尊重”。這可看作是對近來沸沸揚揚的新一波移民潮的官方非正式回應。

據報道，和上世紀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兩次移民潮不同，過去10年以來的這波移民潮，主要由技術精英和富商構成。2007年，中國社科院《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亦佐證，“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的同時，中國流失的精英數量也居世界之首”。

在全球化時代的“地球村”，自由遷徙本來再正常不過，而且全球化帶來了諸如戰國時代般的橫向競爭，移民或可促進本地的變革以留住人才。不過，中國精英階層像候鳥一樣集體遷徙的“群體性事件”與正在“崛起”并舉辦了奧運會、世博會的中國盛世圖景，形成了鮮亮的反差。這無法不引起國人的“大驚小怪”。

這些被稱為社會精英的人，為何會選擇移民？在眾多的理由和演繹中，有一則移民故事不應被忽略。一位身家數億的溫州商人，坦言越來越不喜歡每周有四天時間得在外應酬、打點各路官員、朋友，而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時間留給老婆和孩子。事實上，這恐怕并不是孤例。最近，反腐風暴席卷民航系統，航線尋租20年被曝光。據《新世紀周刊》報道，中國民航業的競爭，首先是航線和時刻之爭，進而演變為關系之爭，顯規則挫敗于潛規則。“過去十多年，圍繞航權和航班時刻申請，航空公司與民航管理局之間，在表面的制度之下，逐漸形成了一種潛規則。顯規則建設看似日臻完善，實際操作中卻每每失效。在原民航華北局局長黃登科遭“雙規”后，民航總局取消了一月一次的非定期航班審批，評審委員會則改為了集體審批。一位曾任職國有航空公司的人士戲稱：“取消航班協調會，等于說原來可以在兩周之內搞定的公關，現在要更長時間。原來給上面磕頭，是一起磕完，取消協調會之后，得一個一個挨門磕。成本更高，效率更慢。”在很多業內人士看來，沒有明晰的法規，模糊的、彈性非常大的規定，沒有嚴格的程序，同時缺乏必要的監督和上訴機制，結果很多規則形同虛設。這正是潛規則之所以能戰勝顯規則的關鍵。

潛規則背后的邏輯便是尋租。“尋租”理論的開創者戈登·圖洛克認為，中國人的生活被大量的尋租活動所控制。他在《特權和尋租的經濟學》一書中說道：“在中國，那些想要在社會上出人頭地的人，幾乎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花在了獲得或者維持權力的惠顧上。生活雖是不確定的，但對贏者而言卻獲利頗豐。”不過，圖洛克進一步指出，“獲得的特權并不可靠。另一個尋租者明天就可能取代了前者”。黃光裕從商界驕子墜落為階下囚，高官們前仆后繼，就是最好的例證。在這一重意義上，誠如這位溫州商人所言，移民對于那些在中國現實中博弈的贏者而言，既是安全感的真切需要，又不妨看作是對這種依附性生活方式的“用腳投票”，三十六計走為上。哪怕是手持綠卡而在國內繼續工作，仍然可藉外籍身份而獲得某種程度的間離與安全。

6月10日，《環球》雜志與新浪網聯合進行了調查，結果其實并不令人意外：截至11日19時，7000余名受調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達88.2％。而據鳳凰衛視主持人曾子墨在微博上透露，匯豐的一份調查顯示，月收入在1.2萬元以上或流動資產在50萬元以上的中國內地富裕人群中，60％都計劃在未來十年移民，首選是澳新，其次是香港和加拿大。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看來，移民者是在追求一種無支配的自由。即便移民生活或許不得不回歸平淡乃至艱難，去做一份庸常甚至是如洗碗工、收銀員等那些中國語境下“外來工”才做的工作，但那些已經或即將移民的精英，依然有不少人腳步堅定地要離開這片土地，為爭取一個中國之外的永久居民身份而削尖腦瓜。盡管官方表達了對遷徙權的“尊重”，但這不妨礙我們思索精英流失之后的中國社會需要面臨的諸多挑戰和考驗。

國人通過遷徙的自由來獲得通往美好人生的途徑，而美好人生總是附麗于一定社會土壤的。女性哲學家Agnes Heller曾經給出了美好人生的三個維度：自然稟賦的充分發展；正義；人與人之間深刻的情感聯系。這三個維度，都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和社會條件的支撐。比如，自然稟賦的充分發展，至少需要多元和多樣化的教育；正義，至少需要憲法的權威和司法的公正；人與人之間深刻的情感聯系，則需要基于自組織的社群、社區以及公民社會的蓬勃發展。

營造這樣一個有助于達致美好人生的社會環境，既是吸引人又是留住人的關鍵；既是政府的責任又是精英的責任。如果夢想照進了現實，那到時這些移民海外的精英，會不會像候鳥一樣再飛回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