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為獲得未來拆遷補償的動機來看，房子越修越密越修越高，顯然符合于博弈論規則。從現有國有土地出讓使用權為基礎的商品房來看，城中村的小產權房未來轉正后的利益升值空間也是明顯可感的。而從當地城區管理部門來說，低成本的改制方式容易受到引誘，這也就可以解釋西安率先于全國第一個制定了城中村改造管理辦法，并在“辦法”中明確了列于改造計劃的城中村在2006年后不得建高于兩層樓以上的住房。“辦法”并沒有回答在城中村被列于“改造名單”到真正成功“改造”的時間差中，如何滿足新增村民的住房需求，也沒有回答如何處理集資建房形成的眾多“區間所有權”的復合性建筑。北山門村五組蓋起的大樓，屬于在集體土地和數個地震災難形成危房的原宅基地之上建起的大約有70戶“區間所有權”的大樓，不屬于西安“辦法”中所規定的“不得建高于兩層樓的自有房屋”，因為大樓里的住戶，只要其所占用的空間不超過兩層，每一戶住房都應視為“一層樓”。倘若管理部門對已經修了兩年的大樓，簡單地以“違章建筑”對其拆除，不僅會造成極大的浪費，也會演變成惡性群體事件。

另一方面，城中村“最牛高樓”出現，勢必引發跟風效應。這可以視為村民自力“城市化”和生活活動空間在橫向萎縮之下縱向延伸的自然反應。在這樣的背景下，管理部門應該及時出臺政策，引導和干預村民“自力”城鎮化，使其城鎮更具城鎮功能，并造福于村民子孫萬代。

所以，“最牛民樓”的誕生，反映了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管理部門對“城中村”的遠期規劃和“善意”監管的缺失，反映了城市擴張進程中，城中村村民的利益沒有得到有效保護。在這樣的背景下，村民自力解決住房需求，我們沒有理由潑冷水。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