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對這件事情有更多的思考。

我并不覺得把公務員戶口在農村叫做“偽農民”是一個好說法。在中國，農民與其說是一種職業，不如說僅僅是一種社會身份，也就是戶籍。因此，一個農民，可能是在務農，可能是在做工（民工），也可能做教師（民師）。但我們不會把一個民工叫“偽農民”，不會把一個“民師”叫偽農民。

至于公務員，依照法律，并未限定只有城市戶口的人才能擔任。但在招考公務員中，通過設定它項限制，比如學歷、從業經歷，等等，持農業戶口者做公務員的權利，事實上是很難享受的。

城鄉戶口之別，使社會平等面臨挑戰，同時呈現各種奇異狀況。例如，一般情況下，“回鄉當農民”，把戶口從城市遷往農村，總是受到贊許，因為這意味著一個人的“自貶”，可以曲折地通向“奉獻”這一意義。但對城市近郊來說，農民往往有比城市戶口更大的利益。假如一個公務員把戶口留在偏遠農村，我們將如何評說，它與留在利益巨大的農村，具有利益上的巨大差別，但行為上卻都是戶口留在農村。

把戶口留在農村，或者轉入農村，這是一種“反向城市化”。有時候，我們對這種“反向城市化”予以道德上的贊許和行為上的允許；但少數情況下，我們又對這種“反向城市化”予以道德上的譴責和行為上的糾正，例如義烏出現的公務員戶口留村得利現象。

人的利益與其戶口捆綁在一起，這是不正常的。城市戶口捆綁的普遍福利，農村戶口捆綁的普遍低福利，以及特殊情況下出現的反例，都會帶來問題。例如，近郊農村的農民，戶口有很大利益，但同時也往往意味著個人與村組無法擺脫的依附關系，如果集體產權不量化到個人并且能夠由個人通過市場辦法處置，那么村民們勢必子子孫孫都與村集體脫不了干系，而難以作為自由個體進入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