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政府已確定要拆，遲拆不如主動配合自己先拆除，還可減少因強制拆除帶來的不便。”昨日，福州臺江區新村二里60-1號的一違法建設人員說。（7月21日《海峽都市報》）

“遲拆不如自拆”，這一句發自違建建筑業主口中的話，使人眼前一亮。既然遲早都要拆，不如自己動手，自主拆除，何必非要等到挖掘機轟轟隆隆，殘酷地開壓過來？

福州式“自拆”的光芒在于變強制性“強拆”為自愿式“自拆”。強拆變自拆，雖有一字之差，內涵和意義卻豐富無比。一方面，強拆的暴力性、無商量性使人望而生畏，另一方面，自拆的自主性、溫情性凸顯群眾利益和意見的寬容與靈活。遺憾的是，福州式“自拆”看上去很美，卻是不可多得的經驗。沒有制度土壤的護佑，“強拆”喧囂下的“自拆”只能獨享落寞。

近年來，隨著各地城市化和城鄉統籌腳步的突飛猛進，許多違章違規建筑遭遇被迫拆除的命運。“被迫拆除”的對象是房屋，主體卻有房屋拆除隊和業主之分。受多種因素的約束，現實生活中，很多違章違建的房屋并非由業主自愿拆除，更多的是房屋拆除隊強制進行。強拆和自拆的結果一樣，但取得的社會反應卻大相徑庭。公眾之所以對“自拆”拍手叫好，實際上是在呼喚自主拆房，力求維護自身房屋拆除中利益最大化。

實際上，造成違建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為了自身利益“明知故犯”，有的是不懂法，稀里糊涂地成為違建的制造者。筆者以為，對待違建，政府的態度只能是“嚴厲打擊，決不手軟”，但是每一處違建，如果都依靠政府按部就班，一招一式實施強拆，那么，投入的人力財力無疑是巨大的，產生的社會“雜音”也不容小視。所以，更應發動公眾參與到“自拆”行動中來。從這一意義來說，福州式“自拆”具有一些借鑒意義。

遺憾的是，福州式“自拆”并非具有普適性。它的成功在于業主自覺性的及時反思。但歷史已經證明，“人的道德自律和自覺反思往往只是逢場作戲的幌子”。基于這一點，政府應該思考如何培育制度土壤，調和公平營養，使“自拆”成為這個社會的拆遷常態。只要保證制度陽光、公平、有效，福州式“自拆”就不再演繹“落寞”角色，就不患沒有更多的福州式“自拆”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