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精神病患者自愿住院治療，一般是患者病情不嚴重，處于發病的“初級階段”，其本人對此有一定的自覺，能主動表達住院治療的真實要求，愿意配合醫院進行治療。其二，精神病患者的保護性強制住院治療，一般是患者病情比較嚴重，為抑制病情發展惡化，防止患者肇事肇禍，在患者家屬或監護人的同意和協助下，將患者強行送進精神病院，進行保護性強制治療。其三，當精神病患者發生觸犯刑法的行為，涉嫌犯罪，需要將其強行送進公安機關管理的安康醫院，進行保安性強制治療。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第三種和第二種情況都是非自愿住院治療，是對精神病患者采取強制措施，是對其個人權利的限制和剝奪。按照《立法法》的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目前對精神病人的強制措施的依據，僅僅是衛生部等部委的規章、規定和地方制定的精神衛生條例，這些都不是《立法法》中所指的“法律”，這些規章、規定和地方條例決定對精神病患者進行強制治療，嚴格說來是違反《立法法》的。大量案例表明，正是由于法律在這些環節上規范不嚴、控制不力，一些地方的公安機關、安康醫院和其他精神病院傾向于自我賦權、濫用權力，釀成了各種“被精神病”的悲劇。今后出臺的《精神衛生法》，應當對精神病患者的非自愿住院治療作出規范，一方面以法律的名義，適度適當限制、剝奪患者的權利，另一方面，必須對公安機關、安康醫院和其他精神病院的收治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制約。

精神病患者自愿住院治療和非自愿住院治療，還有一個共同的要求，就是政府應當運用公共財政手段，加大對精神病防治的投入，包括將重性精神病人管理納入到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將精神病用藥納入基本藥物目錄，以專項財政資金解決重性精神病人的醫療費用和精神專科醫院的經費，保障精神病防治機構的醫護人員的特殊崗位津貼，等等。政府在公共服務和公共衛生服務中積極履行管理職責，勇于承擔投入責任，也是對精神病患者權利的最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