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出聲就用腳投票

在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聲音”的概念用于解釋東德的消亡。經驗材料顯示，東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數眾多。起初，東德政府容許這種“退出”，因為“退出”者多出自被視為是“階級敵人”的群體。“階級敵人”的“退出”表明內部的穩定。但不久，東德政府發現有越來越多的技術工人和知識分子也成為逃亡(“退出”)者，就開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墻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柏林墻的確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東德政府就發現這種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舊有人尋找各種渠道離開東德。于是，對于那些歷經千難萬險“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強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話，政府就會吊銷出走者的護照，使得他們永遠沒有機會回到東德。但是無論政府怎么做，依然無法阻止人們的“退出”;同時，吊銷出走西德者的護照也引起了西德社會的高度不滿。在柏林墻內外不滿的結合下，1989年，這堵墻很輕易就被推翻了。

知識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權力主導

筆者對中國目前的移民、留學潮不想作過分的解讀，因為中國目前的移民方式和當時的東德非常不同。正如有關部門所指出的，遷徙的自由是人權的內在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國政治的巨大進步。不過，人們的確可以從當今知識和財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國存在的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進。

簡單地說，目前出現的知識和財富的“退出”潮反映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信號，就是人們對“聲音”機制的效用已經失去了信心，對一些體制已經失去了信心，開始選擇“退出”機制，也就是日常人們所說的“用腳投票”。

高考尖子到國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幾年教育移民的發展表明，越來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遲疑地選擇“退出”中國高教體系，到海外尋找他們認為是名副其實的高等教育。國內的一流大學已經競爭不過海外一般性的大學，對國內的高考尖子沒有很大的吸引力。這里還應當考慮的是，這些年每年都有數萬人“退出”高考，即不參加高考。這兩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們對中國教育體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選擇。

對中國教育制度的不滿，這些年社會上的“聲音”不可說不大。但是，這些“聲音”顯然并沒有發生任何作用。不滿者發“聲音”，當權者還是我行我素。盡管也有些教改出現，但總體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總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縱，成為他們追求私利的機會，從而惡化教育體系。在“聲音”不發生效用的情況下，人們很自然作“退出”的選擇。

中國的高校和研究機構對人才的競爭(無論是從海外吸引人才還是吸引高考尖子)越來越激烈，對人才所提供的物質條件好像也越來越好。但現存高教和研究體制也越來越顯示出力不從心，沒有跡象表明可以培養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這幾年人們對錢學森的“中國為何培養不出大師?”這一問題有了很多討論，但對制度的反省還仍然很膚淺。就拿錢學森的事例來說，新中國建國之初，盡管國家一窮二白，錢學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國，毫無條件地回到祖國，并且為國家的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實際上，沒有建國初期大批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回到祖國，就不會有今天中國的現代化。為什么建國初期貧窮的中國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來報效祖國，而經濟高速成長的今天，知識精英卻紛紛移民海外?再回到錢學森的問題，為什么在改革開放之后，盡管有高速的經濟發展和物質生活的提高，中國卻培養不出大師？錢學森之問也是很多人所想要問的問題。在錢學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國所發生的與錢學森相關的一個悲劇，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這個問題：2010年7月17日，錢學森創辦的中科院力學所實驗室遭暴力清拆夷為平地。這個事件顯示：在愚昧的權力主導下，知識、創新、大師等對中國人來說，將繼續會是一個不可及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