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最大的平等并不是財產或者政治上的平等，而是機會的平等。“以貴賤取仕”所剝奪的，正是底層子弟的平等機會。而其更大的隱憂在于，類似的身份標簽，將堵塞著底層向上流動渠道，演繹著“老鼠孩子打地洞”的“杯具”。

“不想做的事總能找到借口，想做的事總能找到辦法。”這本來是一句勵志格言，卻不幸尷尬地成為某些干部子女就業的新注解。

在浙江溫州市龍灣區以“穩定干部隊伍”為由，安排干部子女進入事業單位后沒多久，內蒙古鄂爾多斯東勝區又出雷人新規，公務員子女筆試成績加10分。

與龍灣區類似，在壁壘森嚴的公務員法面前，東勝區也有突破法律的辦法：“為了照顧東勝內部工作人員，因為他們為東勝作出了貢獻”。對此，當地人事局工作人員竟然認為公平合理，并表示其他人“有能力就自己考上來唄”。

天知道，連通過司法考試并拿到C本以上才只加5分、在筆試成績占總成績的70%的考試規則下，干部子女的“單獨小灶”對其他考生意味著什么！

與一些地方的遮遮掩掩不同，東勝區的規定可謂正大光明，并通過政府公告發布；人事局的工作人員更是底氣十足：“一定公平，面試連自我介紹都沒有,招考程序肯定是公平的。”

先不說這樣所謂的“公開”與“公平”是如何褻瀆著公務員法，值得關注的還有“新規”背后荒唐的邏輯——“他們為東勝做出了貢獻”。有貢獻當然要補償，但是干部本來不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么？工資、職級等待遇本身不就是補償么？如果非要“父業子承”的話，那么農民伯伯耕種、環衛工人清潔、井下礦工挖煤，這些貢獻又該如何補償呢？是否也要遵循“行業繼承”的邏輯呢？

以一紙文件，便將不同子女的就業權劃為迥然的兩級，這不僅違背了平等就業的法律精神，人為地制造著就業特權，更是從根本上損害著社會的公平。我們常說，最大的平等并不是財產或者政治上的平等，而是機會的平等。東勝區的“以貴賤取仕”所剝奪的，正是底層子弟的平等機會。而其更大的隱憂在于，類似的身份標簽，將堵塞著底層向上流動渠道，演繹著“老鼠孩子打地洞”的“杯具”。

古希臘哲學家西塞羅曾說：“讓我們記住，公正的原則必須貫徹到社會的最底層。”很難想象，一個職業固定、身份固化的社會，會有什么公平信仰，會是一個穩定的社會，會產生什么創造活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穩定說”“貢獻說”背后權力的自戀情結和自我褒獎邏輯。我們的一些地方官員，總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可以先天下之優而優，經適房我要優先購買、旅游景點我也要免費游覽，甚至買個公交月票也要比普通公民便宜……如此權力自肥的背后，是權力優先的邏輯。而這樣的邏輯不僅與民主政治的理念不符，也與“人民公仆”的要求背道而馳。

權力自我迷戀、自我褒獎沖動的根本原因，還是對權力缺乏足夠的制約。以至于不管是“穩定”還是“貢獻”，不管是“子女優秀”還是“合情合理”，都由權力掌握者自己說了算。而要遏制這種沖動，除了道德教化和口頭宣誓外，更需要從制度上加強約束，確保公眾對權力的監督，使權力掌握者不想、不敢、不能自我褒獎，進而提高權力的德性，樹立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