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活該”和“交學費”之類的話語，不啻于是對工人權益的“二次施暴”。如果說工人拿不到工錢是權益第一次受到傷害的話，那么，某些權力者的這種姿態就是“往傷口上撒鹽”，就是對工人主張自身權益的二次“圍追堵截”。

討薪是“交學費”的背后隱藏著一個核心問題：底層群體在社會上究竟擁有多大程度的話語權。從表面看，有沒有話語權是指一個人、一個群體能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其實質則是一個人、一個群體在社會上能否有效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重要標志。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讓各個階層、各個群體能夠平等享有和行使話語權。但是，在“活該論”之下，工人們的話語權已經被無形中減弱和遮蔽，甚至一些權力者還試圖剝奪他們說話的機會和資格。

進一步說，拿不到工資是“交學費”是某些社會危機的顯現。要知道，如果討薪者的利益表達不能借助于“圓桌政治”來實現，他們就有可能選擇極端的非制度化的參與方式來實現，為劇烈的社會沖突孕育能量。更要看到，近年來，農民工跳樓自殺、群體性騷亂、報復性攻擊等惡性事件的發生，就說明了工人們話語權被遮蔽的危險性。

“拿不到工資是交學費，討薪被打是活該”告訴我們，維權者的無力感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的符號，證明了工人們維權機制缺位的事實和整個社會缺乏一種糾錯機制的現實，更是對社會的辛辣嘲諷，也是公民話語權被遮蔽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