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質量的監管，的確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就美國FDA的經驗來看，有效的監管，需要政府部門、社會組織、企業之間的相互監督、新聞媒體的監督等多種力量發揮作用。其中政府力量只是扮演一個仲裁者和規則制定者的角色，發揮實質性監管功能的是各種社會力量。因為產品質量本身只是一個民事問題，是市場中的常態現象，完全可以交給社會力量來履行監督者的職能。目前我國的社會組織發育不足，媒體的監督也往往遇到一些所謂“粗人”官員的阻撓，如果社會力量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話，所有的監管職責就只能是由政府來承擔。可是，市場里的產品是如此之多，政府其實是沒有能力來履行完全監管職能的，這樣一旦出現問題，民眾就會抱怨政府的失職，這對政府來說，其實是吃力不討好的活。今天政府之所以包攬了社會管理職能，其實是一種權力意識在作怪，把監管當成是一種權力，而不是將其看成是一種責任。然而，當政府被賦予了全部的權力時，卻又陷入了政府被俘獲的困境，權力被當成尋租活動的工具。這是一個死循環。究其原因，還是在于政府的權力太大了。

在這起事件中，地方政府扭曲的“維穩”思維也在發揮作用。正如湖南省質監局官員所說，不公開問題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這種論調何其熟悉，在紫金礦業事件中當事人就是這么說的。何謂穩定？當然指的是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以及在爆發社會問題后有一個有效的糾錯機制。無疑在官員們眼里，民眾被有毒食品毒死是不要緊的，只要自己的烏紗帽穩定就行了。這真是讓人無語。看來在良好的監管體系沒有建立起來之前，因陋就簡的補救措施，在于首先把監管部門給監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