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每年都有超百萬人丟失身份證，而目前在身份證使用上我國法律還存在空白，這些丟失的身份證也無法及時作廢，從而制造出大量的“烏龍案”，經常使廣大失主陷入噩夢。（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10版）

這樣的噩夢不久前就發生在打工妹林貝欣的身上。在她被廣州警方抓獲時，并不知道自己涉嫌盜竊罪，已經被義烏警方通緝了兩年。11天內，林貝欣輾轉兩地警方，被訊問、被羈押、被移送，驚恐和無助一度占據著她的整個心靈。盡管她后來被無罪釋放，但這起丟失身份證引發的“烏龍案”，在她內心已經劃出一道很深的傷口。

現在又有誰敢說，自己不會成為“下一個林貝欣”呢？只要到網上搜索一下，就會發現“丟失身份證的恐懼”已經成為一種嚴重的社會心理問題。本來，居民身份證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指出，身份證法是為了證明公民身份，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便利公民進行社會活動，維護社會秩序而制定。而身份證“烏龍案”的頻發，顯然極大地背離了這樣的初衷。如果不能讓公民免于“丟失身份證的恐懼”，一張身份證也可能變成公民難以承受之重。

在這個公民自由遷徙的年代，人口流動的頻繁并沒有讓戶籍制度改革完成徹底的轉身。無數大地上的異鄉者，都把身份證當做一張貼身的“護身符”，作為一種他們身份證明的合法標簽。更重要的是，身份證承載與體現的，還應該有法律賦予公民的種種權利。這些年，公民對身份證最為普遍的訴求，也就是讓身份證變成真正的“權利證”，來讓他們不管身在哪里，都能得到來自國家和社會的及時有效的服務或救濟。